第71章暗流

谢灵运回到芝城的第三天，谢弘微的信就到了。

信是谢凤从建康捎来的，厚厚一叠，用的纸是谢家专供的澄心堂纸，纸质细腻如脂，墨迹乌亮如漆。谢弘微的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划都端端正正，像他的人一样方正。但信的内容却不端正——朝堂上的暗流，比谢灵运想象的更深更急。

谢弘微在信里写了三件事。

第一，孟顗虽然调任江州，但他在建康的根基未动。他的儿女亲家、门生故吏遍布朝中各要害部门。吏部有他的人，御史台有他的人，连尚书省都有他的人。这些人不会因为孟顗调走就放过谢灵运。孟顗走之前留了一盘棋，棋子都摆好了，只要有机会，随时可以落子。

第二，刘湛回朝了。刘湛是谢灵运的老对头，当年在朝中闹得水火不容。此人城府极深，表面温和，内里狠辣。他在外郡待了几年，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学会了更多手段。此番回朝任太子詹事，兼领步兵校尉，位置不高，但离太子近。太子是储君，谁离太子近，谁就有未来。刘湛很清楚这一点。

第三，文帝的身体不如从前了。这话谢弘微写得很隐晦，只说了“圣躬偶有微恙”几个字，但谢灵运读出了背后的寒意。文帝才三十六岁，正是盛年，如果他的身体出了问题，太子的地位就会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而太子的老师是刘湛，刘湛的背后是刘义康。刘义康是彭城王，是文帝的亲弟弟，是朝中势力最大的宗室亲王。他和刘湛之间，到底有没有勾结？如果有，他们想干什么？

谢灵运把这封信读了三遍，然后放在烛火上烧了。

他看着信纸在火焰中卷曲、焦黑、化为灰烬，心里想的是沈令仪说过的一句话——“朝堂上的事，我们管不了。我们能管的，是芝城这一亩三分地。把地种好了，人养活了，别人想动你，也得掂量掂量。”

她把朝堂比作一个巨大的漩涡，把芝城比作岸边的石头。漩涡再大，也卷不动石头。石头只要够重，就能稳稳当当地待在原地。

现在的问题不是谢灵运不够重，而是谢家不够重。谢家自从谢玄死后，一直在走下坡路。谢灵运的父亲谢瑍早逝，谢混被刘裕所杀，谢澹明哲保身，谢弘微退隐田园。谢家在东晋一朝是何等显赫，到了刘宋，被一压再压，如今还能撑着门面的，也就谢灵运这一支了。

而谢灵运自己，又是不爱做官的人。他辞了永嘉太守，推了秘书监，窝在芝城种田。在谢家那些长辈眼里，这叫“不务正业”，叫“辜负祖荫”，叫“不肖子孙”。

谢灵运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另一件事——谢凤。谢凤是他的嫡子，是康乐公爵位的继承人。如果他在朝中没有根基，没有靠山，没有盟友，将来怎么在谢家立足？怎么在建康立足？怎么在这个吃人的时代活下去？

他不能不为儿子着想。

“爹。”谢凤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谢灵运转过身，看着儿子。谢凤站在存仁堂门口，穿着一件靛蓝色的粗麻布衣，手里拿着一个布包。布包不大，鼓鼓囊囊的，不知装了些什么。

“怎么回来了？”谢灵运问。他记得谢凤应该在会稽，替谢弘微送信。

“叔公让我回来陪你。”谢凤走进来，把布包放在诊台上，打开。里面是几本书——《论语》《孟子》《战国策》《史记》。书页已经翻得起了毛边，看得出是常读的。“叔公说，你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人说话。让我多陪陪你。”

谢灵运看着那几本书，沉默了片刻。“你叔公还说别的了吗？”

谢凤低下头，犹豫了一下。“叔公说，孟顗的人在建康活动得很厉害。他们说你在芝城私造兵器，蓄养死士，准备造反。”

谢灵运嘴角浮起一个苦笑。私造兵器？蓄养死士？他连一把像样的刀都没有，哪来的兵器？他连一个像样的护卫都没有，哪来的死士？“你叔公信吗？”

“叔公不信。但他怕陛下信。”

谢灵运沉默了很久。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冬日的寒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书页哗啦啦地响。存仁堂门口的沐鹤溪结了冰，冰面上覆盖着薄雪，白茫茫的，像一条死去的河。远处学堂的屋顶上，几个孩子在堆雪人，笑声从远处飘来，断断续续的，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凤儿，”他说，“你怕不怕？”

谢凤走到他身边，也看着窗外。“怕。但怕没有用。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爹，你教过我，‘事在人为’。能做的事，我们做。不能做的事，我们不逞强。”

谢灵运偏头看着儿子。谢凤的侧脸线条分明，鼻梁高挺，嘴唇微微抿着。他长得像阿沅，但骨子里像自己。一样的倔，一样的犟，一样的不会低头。

“好。不逞强。”

元嘉十一年正月，谢灵运在芝城收到了刘义康的密信。

信是刘义康的亲信连夜送来的，用的是彭城王府的专用信笺，封口处盖着刘义康的私印。信写得很短，只有几行字——“康乐公，孟顗党羽在建康活动，欲联名弹劾你。我已压下一批人，但压不住所有人。你若有门路，自己走动走动。”

谢灵运读完信，把信递给沈令仪。沈令仪读完，放下信，看着他。

“彭城王是什么意思？”她问。

“意思是，他保不了我。让我自己想办法。”

沈令仪沉默了片刻。她看着谢灵运的眼睛，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此刻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被人弹劾的人。“你有什么门路？”

谢灵运想了想。他在朝中不是没有门路，但他不愿意用。谢家的老关系，大多已经凋零。还活着的，要么明哲保身，不愿蹚浑水；要么和孟顗有瓜葛，不能找。剩下几个可靠的，又不在关键位置上。

“有一个人，”他说，“张劭。”

沈令仪微微皱眉。“张郡守？他是永嘉郡守，管不了朝堂上的事。”

“他管不了朝堂，但他管得了永嘉。我是劝农使，归他管。他上一道奏表，说我劝农有功，芝城番薯推广顺利，天下百姓受益。这道奏表到了文帝手里，就是最好的辩护。”

沈令仪想了想。“张郡守会帮你吗？”

“会。他是好人。”

“好人未必帮你。帮你的人，未必是好人。”沈令仪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很重，“张郡守帮你，不是因为你和他有交情，是因为番薯有用。番薯能让百姓吃饱饭，他是永嘉的父母官，他需要百姓吃饱饭。你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谢灵运看着她，嘴角弯了一下。“你比我懂。”

沈令仪没有笑。“不是懂。是看得清。”

张劭的奏表在建康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奏表写得很长，但不啰嗦。张劭的文风和他的人一样——方正，简洁，不绕弯子。他把番薯的推广情况一条一条地列出来，每一条都有数据，每一条都有证据。永嘉郡去年种番薯三万亩，收九百万斤。临海郡种番薯两万亩，收六百万斤。建安郡种番薯一万亩，收三百万斤。光是这三郡，去年就收了将近两千万斤番薯。两千万斤，够十万人吃一年。

奏表的最后，张劭写道——“谢灵运劝农四年，番薯之利遍及扬、荆、益三州。百姓赖以为生，朝廷赖之以安。臣以为，有功无过。”

尚书省的官员们传阅了这份奏表，面面相觑。九百万斤，六百万斤，三百万斤——这些数字不是假的，因为每一笔都有据可查。永嘉、临海、建安三郡去年的赋税增加了三成，不是因为加税，是因为粮食多了。粮食多了，百姓就富了；百姓富了，赋税就多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孟顗的党羽们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们知道，但他们不愿意承认。承认了，就意味着谢灵运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他们是朝廷命官，怎么能错？

但他们没有办法反驳。因为张劭的奏表里写的都是事实，不是空话。他们可以诬陷谢灵运，但不能推翻张劭的数据。那些数据是真实的，经得起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