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

但我注意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信封上的邮戳。我拿起第一封信的信封，凑到窗边借着最后的天光仔细看。邮戳上的字已经很模糊了，但还是能辨认出几个字：“柳河”，“1971”。

柳河县。

李飞从西望村寄出的信，走的柳河县的邮政。

我又拿起第七封信的信封。邮戳上的日期是1975年8月。也就是说，这封信寄出之后没多久，他就出事了。

我翻到第七封信的背面，发现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像是后来加上去的，笔迹比正文淡一些：

“另：饼干盒里有一张图纸，是陈工留给我的。你看不懂没关系，留着。将来会有人用得着。”

陈工。

陈工是我外公。陈鹤年。

我拿起那个铁皮饼干盒，翻过来摇了摇。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我又伸手到纸箱子里摸了摸，摸到一个扁平的塑料袋，用胶带粘在纸箱的内壁上。

我撕开胶带，打开塑料袋。

里面是一张折叠起来的牛皮纸。展开之后，大约有A3纸那么大，上面是用铅笔绘制的一幅图纸。线条精细，标注密密麻麻，画的是一座建筑物的剖面结构图。

图纸的右下角，有一行铅笔小字：

“西望村地下祭祀坑结构示意图。测绘人：陈鹤年。一九六〇年十一月。”

我捧着那张图纸，在地板上坐了很长时间。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房间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朦朦胧胧地照在图纸上。那些铅笔线条在昏暗的光线中若隐若现，像是一条条通往地下的路。

我盯着图纸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小心地折好，放回塑料袋里。又把那七封信装回铁皮饼干盒里。我把这两样东西分开藏在了不同的地方——图纸夹在了书架上那本《西方美术史》的书页中间，饼干盒放回了衣柜最上层的被褥后面。

做完这一切，我站在客厅中央，环顾了一圈这个我住了三十多年的家。

它忽然变得陌生了。

好像每一面墙后面都藏着暗格，每一块地板下面都埋着秘密。而我活了三十六年，到今天才第一次发现。

我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

离婚以后我开始抽烟的，抽得不多，一天两三根，通常是在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今晚的月色很好，月光照在对面楼房的屋顶上，镀了一层银白色的光。远处的街道上偶尔有一辆车驶过，车灯划破夜色，又迅速消失。

我抽完那根烟，把烟头摁灭在阳台的花盆里。

然后我回到屋里，锁好门窗，关掉手机，躺在床上。

我没有开灯。黑暗中，那些信上的字句还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滚动。李飞，马奎，赵大壮，黑水沟，祭祀坑，七个人失踪。

还有那句“将来如果有人来找你问起我的事，把信交给他”。

李飞等的那个人，是我吗？

如果是，他等了我三十年。

如果不是，那他现在还在等谁？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那些画，那些梦，那封信，那张图纸。它们像拼图的碎片一样散落在我面前，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把它们拼到一起。

不过没关系。

我有的是时间。

而那些藏在暗处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别的什么——它们等了这么多年，也该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