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母亲房间的地板上，手里捧着那个生锈的铁皮饼干盒，半天没动弹。

盒子上的图案是那种八十年代常见的——红色的牡丹花，金色的边，盖子边缘有一圈锈迹。小时候家里也有一个差不多的，装的是花生糖和芝麻饼，我经常趁我妈不注意偷偷掀开盖子摸一块吃。

但这个盒子里装的不是糖。

我解开橡皮筋，那沓信松松地散开。一共七封，信封都已经泛黄发脆，边角有些磨损。每一封的正面都用钢笔写着同样的字：“陈秀兰同志亲启。”落款都是一个字：“李。”

我抽出第一封里面的信纸，展开。纸已经发黄了，折痕处有些磨损，但字迹还很清晰。钢笔字，笔画有力，横平竖直，一看就是练过字的人写的。

信的开头没有称呼，直接切入正题：

“今天是到西望村的第三天。村子比我想象中大，大约有三百来口人，主要种玉米和红薯。村西有一条干涸的河沟，当地人叫黑水沟。我借口勘探地形去走了一趟，沟底的土层确实有问题——表层是正常的冲积土，但往下不到两米就有明显的人工扰动痕迹。”

我屏住呼吸，继续往下看。

“晚上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坐了一会儿，有几个村民过来搭话。问我是哪儿来的，来干什么。我说我是下放劳动改造的，他们就不再问了。但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人一直在打量我，眼神不太友善。后来别人告诉我，那人叫马奎，是村革委会主任的侄子。”

马奎。

这个名字像一根针，扎进我的脑子里。

我在梦里见过这个人。那个穿绿色军上衣、腰间别着黑色木柄短刀的男人。那个带着人要抓我的男人。

原来他真的存在。

我放下第一封信，拿起第二封。日期是一个多月以后。

“黑水沟那边我又去了几次。沟底的扰动层范围比我想象中大得多，不是普通的塌方或洪水冲刷造成的。我怀疑下面有大型人工构筑物。但眼下没法开挖——马奎派人盯上我了，每次我去西边都有人跟着。”

第三封信的日期又往后推了两个月。

“今天在村东的高坡上碰到一个年轻人，叫赵大壮，是村里的民兵队长。聊了几句，发现这人不错，直性子，心里不藏事。他告诉我一件事：去年七月十五，村里有七个人在黑水沟那边失踪了。村里说是塌方，但尸体一具都没找到。他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声音，还回头看了看。”

赵大壮。

又一个梦里的名字。

我坐在地板上，膝盖上摊着那些信，感觉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

第四封信，第五封信，第六封信。每一封都不长，两三页纸，字迹工整，措辞克制。写信的人用一种近乎冷静的口吻，记录着他在这座村庄里的发现——黑水沟底部的异常地层，村民讳莫如深的态度，马奎越来越明显的敌意，以及那个叫赵大壮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的暗中帮助。

第七封信，也是最后一封。日期是1975年农历七月初十。

信只有一页纸，字迹比前面几封潦草一些，像是匆忙间写的：

“时间不多了。马奎已经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大壮让我尽快离开村子，但我不能走。那个东西还在下面，我必须确认它到底是什么。如果这封信到了你手里，说明我已经出了事。请你替我保管好这些信，将来如果有人来找你问起我的事，把信交给他。”

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有一个字：

“李。”

我坐在地板上，把那七封信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窗外的光线慢慢暗了下来，房间里变得灰蒙蒙的，我没有开灯。

李飞。

他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不是一个梦里模糊的影子。他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一个有血有肉、会写工整的钢笔字、会在地质队里学会看土层、会在深夜坐在老槐树底下观察村民的人。

他来西望村的时候三十岁。他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寄给我母亲。

我母亲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些信。

她把这些信藏在铁皮饼干盒里，塞在床底下，用旧衣服和樟脑丸盖住。她守了这个秘密一辈子，直到去世。

为什么？

我拿起最后一封信，又看了一遍最后那句话：“如果有人来找你问起我的事，把信交给他。”

有人来找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