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那张画看了很久。

画上的男人躺在病床上，脸上扣着氧气面罩，只露出额头和眼睛。他的眼睛闭着，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睡梦中也无法放松。他的颧骨很高，脸颊凹陷下去，和第一张画里那个站在槐树下的侧影比起来，瘦了太多。

但我知道是同一个人。

我把画纸取下来，和前三张并排放在一起。四张画，四个人物：一个握拳的男人，一排黄土房子，一个年轻女人的侧脸，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病人。

这四张画之间有什么联系？

那个男人是谁？他为什么病了？苏婉宁为什么坐在他的病床边？她说的“你来晚了”是什么意思？

我坐在画架前，一直到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灰白。楼下传来环卫工人扫街的声音，刷刷的，很有节奏。远处有狗叫了几声，然后又安静下来。

我揉了揉眼睛，站起来，去厨房倒了一杯凉水喝。水龙头的水哗哗地流出来，冰凉冰凉的，灌进喉咙里的时候激得我打了个哆嗦。

今天是周二。

我还有课。

我洗了把脸，换了身衣服，把四张画收进画夹里，背上包出门。走到楼下的时候，发现信箱里塞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又是那种信封。没有邮票，没有邮戳，没有寄件人地址。

我四下看了看。早晨的小区里只有几个晨练的老人在慢悠悠地打太极，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从楼门前经过，没有人注意我。

我撕开封口，里面是一张照片。

不是复印的。是一张原片，和旧货市场那张一模一样的原片——同样的红砖楼，同样的一群人，同样的碎花裙女孩。

但这一次，照片背面有字。

不是“送李飞同志最后一程”那行褪色的钢笔字。

是一行全新的字，用黑色签字笔写的，字迹很新，笔画有力：

“他在等你。”

我站在楼道口，捏着那张照片，感觉三月的晨风忽然变得很冷。

到了学校，我没有直接去办公室，而是先去了教学楼后面的自行车棚。那里僻静，早上没什么人。我掏出手机，翻到苏婉宁的号码，拨了过去。

嘟——嘟——嘟——

响了五六声，没人接。

我又拨了一次。这次响了三声就接了。

“喂。”苏婉宁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像是没睡好。

“苏医生，我又收到了。”

“收到什么？”

“一张照片。和旧货市场那张一样的合影。但背面有字，写着‘他在等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他”是指谁？

“我不知道。”苏婉宁说，“但这句话不是写给你的。”

“那是写给谁的？”

“写给我的。”

我愣住了。

“那张照片，是你放的？”

“不是我。”苏婉宁说，“但我知道是谁放的。”

“谁？”

“一个和我一样，欠了李飞一条命的人。”

上课铃响了。远远传来第一节课的铃声，在教学楼之间回荡。我站在自行车棚里，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

“陈时桉，”苏婉宁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认真，“你听我说。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你不太能理解的事。你不要慌，也不要试图一下子搞清楚所有事。有些答案，得等到该来的时候才会来。”

“什么叫该来的时候？”

“等你画完第七张画的时候。”

“又是第七张。”我说，“为什么一定是第七张？”

“因为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苏婉宁说，“七个人失踪，七张画，七天创世。你外公信这个。”

“你怎么知道我外公信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