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因为他告诉过李飞。”苏婉宁说，“一九六〇年，他和你外公在同一个工地上待过两个月。”

我握着手机，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外公认识李飞？”

“认识。”苏婉宁说，“而且不只是认识。你外公教会了李飞很多东西——怎么看地形，怎么分辨土层，怎么判断地下有没有空洞。没有你外公，李飞根本找不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指的是什么？我没有问。但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西望村。黑水沟。祭祀坑。

“苏医生，”我说，“我妈知不知道这些事？”

“知道。”

“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她不会说的。”苏婉宁的声音变得很轻，“她答应过你外公，这辈子都不会提西望村这三个字。你外公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一句话——‘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我握着手机，站在自行车棚里，看着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对面的教学楼上。瓷砖墙面反射着白光，刺得人眼睛发酸。

“但你妈最后还是破了戒。”苏婉宁继续说，“一九八六年，我把李飞的手札交给她的时候，她问我：‘这里面写的是什么？’我说：‘是你爸当年没来得及说的事。’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收下了。”

“她看了吗？”

“我不知道。”苏婉宁说，“但我猜她没有。她把它收起来了，放在一个只有她知道的地方。然后她继续过她的日子，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那个手札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苏婉宁说，“也许在你妈留下的遗物里，也许被她销毁了。你得自己找。”

上课铃已经响过好几分钟了。我该去教室了。但我站在原地，一步都迈不动。

“苏医生，”我说，“最后一个问题。”

“你问。”

“我为什么会做这些梦？为什么会画这些画？”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因为你外公选了你。”苏婉宁说，“他把自己最重要的记忆留在了血脉里，等着有一天有人能接收到它们。你妈不愿意接收，你外公就只能跨过她，直接找你。”

“他怎么能确定是我？”

“他不能确定。”苏婉宁说，“但他赌了一把。”

“赌什么？”

“赌你会和他一样，对真相有着压不住的渴求。”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自行车棚里，看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慢慢变暗。早晨的风吹过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和青草的味道。远处传来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混杂着操场上体育老师的哨子声。

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平常。

但我感觉脚下的地面，正在一点一点地裂开。

那天上午我请了假。

我跟教导主任说我身体不舒服，下午再来。教导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就批了。

我开车回家，进门之后直奔母亲的房间。

母亲去世五年了，她的房间我一直保持着原样。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衣柜里的衣服叠放得规规矩矩，书桌上的东西也没怎么动过。我以前从来不翻她的东西，总觉得那是她的隐私，她走了，就该让它们保持原样。

但今天不一样。

我打开衣柜，把上层的被褥一摞一摞搬出来。没有。我又打开书桌的抽屉，翻遍了所有的文件夹和笔记本。没有。我趴在地上，伸手到床底下摸了摸，摸到一个积满灰尘的纸箱子。

我把它拖出来，打开。

里面是一些旧衣服和旧床单，叠得整整齐齐，散发着樟脑丸的味道。我把它们一件一件拿出来，翻到箱子底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一个铁皮饼干盒。盖子已经生锈了，费了好大劲才撬开。

里面是一沓信。用橡皮筋捆着，整整齐齐。

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封已经泛黄了，上面用钢笔写着几个字：

“陈秀兰同志亲启。”

落款是一个字：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