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了。

周六的上午，难得晴天。C市的冬日阳光很薄，像一层淡金色的纱，覆在老旧居民楼的屋顶上，覆在路边早点摊升腾的热气上，覆在于甄鹿那件剪过毛球的灰色毛衣上。他坐地铁去了东方科技大学——从地铁站出来，要走十五分钟。这条路他以前走过无数遍。六年前他每天从宿舍走到实验室，脑子和脚步一样活跃，构思着实验设计、推演着可能的数据曲线。那时候他走路很快，肩膀是打开的——不是刻意的挺胸抬头，而是那种“有事可做、有地方可去”的人特有的、不自觉的挺拔。

此刻他走得很慢。脚步像被什么拖住——不是身体的疲惫，是某种更深处的重量。他不得不刻意放慢，因为每靠近校园一步，记忆就密集一分。校门口那家打印店还在，招牌换过了，但老板还是同一个人——他记得以前经常在那里打印论文，老板会说“你们生科院的学生打印量最大”。校门口的保安亭还是那个颜色。花坛里的月季换成了矮牵牛。

他在校门口站了片刻。有一个瞬间，他甚至想转身回去。不是不想见周教授——是怕走进去之后，六年前那个于甄鹿的影子会从某个角落里忽然走出来，和他面对面站着。那个穿着实验室白大褂、口袋里插着移液枪、在走廊里跟同学讨论衣壳蛋白改造方案的于甄鹿。那个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被生活一层层剥掉外壳的于甄鹿。他怕的不是见到他——是见到他之后，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他还是走过去了。

生命科学学院在校园的东北角，一栋灰白色的六层楼。楼门口的铜牌还和六年前一样，上面写着“东方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几个字，下有周教授的课题组名称——第四层，基因编辑与基因治疗。于甄鹿站在楼下，抬头看着窗户反射的阳光，深吸了一口气。冬日的阳光照在灰白色的楼体上，反射出一种冷冰冰的光泽。但他注意到，四楼靠东的那扇窗户——周教授办公室的窗户——窗帘是拉开的。六年前他每次来，那扇窗户的窗帘都只拉一半。周教授说“阳光太亮看不清屏幕”。今天窗帘是拉开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但他注意到了。也许周教授今天特意把窗帘拉开了。也许只是清洁工打扫时忘了拉回去。但他选择相信前一种。人在脆弱的时候，会把任何一个微小的好意当作礼物。

他走了进去。门卫换了一个——以前是一个老头叫老陈，喜欢喂流浪猫。这位新门卫不认识他，只是随意看了一眼，继续看手机。于甄鹿在登记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和访问事由——“拜访周明远教授”。笔迹比他想象的要稳。他把笔还给门卫，往楼梯走去。电梯门开着，但他选了楼梯。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每上一层，心跳就快一点。不是那种惊恐发作式的狂跳——是更温和的、像有人在他胸腔里轻轻敲门的节奏。他在四楼的楼梯口站了片刻，等呼吸平稳下来。

走廊很安静。周六上午没有学生上课，只有几间实验室的门缝里透出灯光——总有研究生在周末补实验，和六年前的他一模一样。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和六年前也一模一样。某种培养基的气味混在其中，微微发酸，是生物实验室特有的味道。他曾经以为再也闻不到这种味道了。他的脚步在走廊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经过一间间实验室门口——门牌上的课题名称换了，有些仪器透过门上的玻璃窗能看到，也比六年前新了。他在周教授的办公室门口站住。

门是开着的。

于甄鹿站在门口，看见周教授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老花镜看论文。他的头发比六年前白了很多——全白了，不是花白——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但眼睛还是一样的明亮，像两盏灯。桌上的摆设没有变：左手边是一摞待审的论文，右手边是一个用了很多年的保温杯，杯身上的烤漆已经磨掉了一大半。还有一张旧照片——于甄鹿看不太清，但他知道那是谁。那是他们课题组毕业时的合照，他站在周教授旁边，穿着蓝色硕士服，手里拿着毕业证书，笑得有点拘谨。他以为那张照片早就被收进抽屉或相册里了。他没想到它还放在桌上。照片里的自己很年轻，眼睛很亮。那时候他还相信未来——相信实验数据会给出漂亮的曲线，相信论文会被接收，相信生活会像教科书里的公式一样有明确的原因和结果。现在他不相信未来了。但他站在这里，站在周教授的办公室门口，发现自己至少还相信一件事——站在这里，是对的。

“周老师。”于甄鹿的声音有些哑。他本来想说“周老师好”，但“好”字卡在喉咙里，出不来。因为他不是“好”的状态——他是从深渊里爬出来一点、还带着满身泥浆的人。对这个人来说，“好”是一个还没有到达的地方。

周教授抬起头，摘下老花镜，眯着眼睛看了他几秒，然后笑了。他的嘴角向上扬起的弧度，于甄鹿在梦里见过好几次。那笑容没有因为六年的空白而改变——还是那样，温和的，带着点探究的意味，像在看一个很久没更新的实验数据，想知道这组数据经历了什么。

“小鹿！来来来，进来坐。”他站起来，走过来拍了拍于甄鹿的肩膀——不是敷衍的拍，是用手掌按在肩胛骨上，轻轻地揉了一下，像是在确认这个学生真的回来了。“瘦了，是不是不好好吃饭？”

于甄鹿笑了笑，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教授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是龙井，淡淡的绿色在水里晕开，像一张扇面。茶杯是实验室里常见的白瓷杯，杯沿上有一个小小的缺口——这个杯子他认识，六年前就是这个杯子。那时候他每次来周教授办公室，都会被倒一杯茶。他一向只喝咖啡，但那杯茶他每次都喝完了。因为那是周教授倒的。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香很淡，但很熟悉。一个用了六年的杯子，一道小小的缺口，和一杯六年前就开始泡的茶。

“在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有没有对象？”

于甄鹿一一回答，避重就轻。他没有说债务，没有说抑郁，只说“在做行政工作”“住在老城区”“还没有对象”。没有对象——这句话不完全真。有一个。但她不是“对象”这个词能概括的。他是她的“非随机抽样”，是她的“研究方向”，她是那个在他最糟糕的时候端着荠菜馄饨站在他门口的人。但他不知道怎么向周教授介绍她。说“有一个富家女在和我一起”太轻浮，说“有一个人愿意陪我在深渊里待着”太沉重。所以他说“还没有对象”。这是他能给出的最接近诚实的答案。

周教授听着，没有追问。他只是一直在笑，那种长辈看到晚辈时的、带着慈爱的笑。他问了，但没有追问。于甄鹿从他的沉默里读出了一种尊重——他不想逼他说他还没准备好说的事。也许他心里已经有猜测了。也许没有。但他的不问本身，就是一种老派的、学者的教养。

“小鹿，”他忽然说，放下茶杯，“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基因治疗领域的进展？”

于甄鹿的心跳漏了一拍。“有一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