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是多少？”

“就是……偶尔看看文献。”他把茶杯转了转，是一个不太自然的缓冲动作。

周教授看着他，目光里有某种深意。“那篇关于AAV载体衣壳工程的综述，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于甄鹿说，“今年三月发的，斯坦福那个组做的。他们把衣壳蛋白的VP1区域进行了理性设计，提高了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靶向性。不过他们用的动物模型是C57BL/6小鼠，和人还是有差距——C57的免疫系统对AAV的反应比人弱，所以他们做的免疫原性数据参考价值可能需要打折。”

他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这些信息不是“偶尔看看文献”能知道的。这些是你在深夜里反复阅读的东西。是你在失眠时用来对抗绝望的东西。是你以为再也不会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东西——那篇综述发表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影响因子四十多分。他读的时候在页边写满了批注，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实验设计的对照组设置有问题——他们只做了C57BL/6的免疫原性数据，没有在灵长类模型中验证，结论下得太快了。”那条批注写在他某个失眠夜的三点钟，窗外还是便利店的红色灯光。他以为自己只是在“看文献”——一个已经离开学术界的人，偶尔翻翻旧业，像退休的将军偶尔擦拭军刀。但他看文献的方式不是随便翻翻。他是用研究者的方式在看——挑错、质疑、思考改进方案。他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敢承认：他还在用学术的方式思考。他的心还没有离开那个领域。只是他的身体被困在了一个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做着和基因载体毫无关系的行政工作。这之间的距离，不是职业的差距，是某种更本质的断裂。

周教授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他觉得欣慰吗？那说明他注意到了于甄鹿离开学术界的事，他没说，但他知道——也有一丝心疼。

“小鹿，你知道吗？你刚才说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他说，“你进来的时候，眼睛是灰的。但你说到AAV衣壳的时候，你的眼睛亮了。那种亮——跟六年前没什么区别。一样的亮。一样的语速越来越快。”

于甄鹿低下头。茶杯里的水汽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把茶杯放回桌上，杯底的龙井茶叶已经沉下去了，稳稳地待在杯底，像是终于找到了它们该在的位置。

“周老师，我——”

“你不用解释。”周教授摆摆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现在做行政，不代表你一辈子做行政。你还看文献，说明你心里还有火。火没灭，就还有机会。”他顿了顿，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于甄鹿。“这是一个学术会议的邀请函。下个月在上海，主题是基因治疗的临床转化。我有两个名额，一个我自己用，另一个……我想让你去。”

于甄鹿愣住了。他看着那个白色的信封，手指没有伸出去。不是不想去——是觉得自己不配让周教授浪费一个名额。你连一个正常人都没做好，凭什么去参加学术会议？坐在一群正常的研究者中间，假装你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他的手违背了他的大脑。他的手伸了出去。在触碰信封的那一刻，他感到了心跳——那种血管在收缩的、热流涌过的实感。他不确定这是希望还是恐惧。可能两者都有。可能希望和恐惧本来就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只是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用恐惧那一面朝上。

“我……我不是学术界的人了。我没有单位，没有职称，没有——”

“你有一颗还在看文献的心。”周教授打断他，“这就够了。会议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住宿也可以安排。你去不去，你自己决定。”

于甄鹿拿着那个信封，感觉它像一块烧红的铁，烫得他手指发颤。信封是普通的白色纸信封，没有印刷任何字——是周教授自己写的，上面写着“学术会议邀请”，字迹有点潦草但很有力。透过纸背能看见邀请函的轮廓。

“谢谢周老师。”他说。

走出生命科学学院的大楼，阳光正好——不是那种刺眼的亮，是覆着一层薄纱的柔光。于甄鹿站在台阶上，把信封举起来，对着光看。信封里除了邀请函，还有一张手写的便签：“小鹿，不管你现在做什么，你永远是我的学生。周。”

他把信封小心地放进背包的最里层，和抗抑郁药放在一起。药瓶和信封并排站着，像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信使——一个来自他的现在，告诉他“你还需要靠药物来维持正常”；一个来自他的过去，告诉他“你曾经是一个能让导师骄傲的学生”。两者并不矛盾。它们都是他的一部分。就像那盆绿萝，既是鹿梦鱼带来的，也是他自己浇的水。它是两个世界的共同产物。

他站在台阶上，看着眼前的校园。银杏树的枝干光秃秃地指向天空，但树下的草坪已经开始泛绿。春天还没到，但已经在路上了。那只灰色的鸟已经飞走了，天很蓝，什么都没有，但他的眼睛追着那片空荡荡的蓝天看了很久。他忽然低头，重新从背包里抽出那个信封，抽出那张便签，又看了一遍——“你永远是我的学生”。他把便签折好，放回信封，把信封放回背包——和药瓶并排。然后他拉好拉链，走下台阶，往地铁站走去。脚步比来的时候轻了一点。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