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希望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内发生，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用恰当的方式。他不希望李见松一个人推着轮椅，在几百个人面前，把所有的石头都挡下来。

“李教授，”周明远的声音低了一些，“我不是在批评你。但我希望你理解，学院的立场跟个人的立场不一样。你可以为了一个学生押上自己的名声，但学院要考虑的是，如果事情没有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向发展，如果调查结果不是你说的那样，学院该怎么面对？”

“会按照我预想的方向发展。”李见松说。

“你怎么确定？”

“因为我认识那张画。”

周明远看着李见松，看了好几秒。他看着那张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的脸，看着那双搭在轮椅扶手上的、画了几十年画的手，看着那件深灰色的、领口被洗得微微发白的毛衣。

周明远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自己在跟一个教了这么久书的人讨论“你怎么确定”。这个人一辈子都在跟画打交道，一张画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自己的、是不是从心里长出来的，他看一眼就知道，不需要等调查结果，不需要等程序走完，不需要等任何人的判决。

因为这个人的眼睛，就是判决。

“李教授，”周明远靠进椅背里，欲言又止，“......算了，我没有别的事了。你回去吧。”

李见松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里没有胜利的喜悦，没有“你看我说得对吧”的得意，没有任何可以被解读为“我赢了”的东西。只是一种很平静的确认——你听懂了我的话，那我可以走了。

他握住轮椅的轮圈，转了半个圈，面朝门口。

然后周明远又叫住他：“见松。”

周明远很少这么叫他。平时是“李教授”或者“李老师”，客气的时候是“您”，只有私下里、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时候，才会叫他的名字。

这一声“见松”让李见松的手停了一下，轮椅停在原地，他没有回头，但也没有走。

周明远继续说：“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对一个学生这么掏心掏肺，你对他好，他要是感恩可能会记得你，但更多的时候，是他毕业了，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许提到你李见松的名字，压根都不知道你教了他什么课，你图什么呢？”

李见松终于转过脸，眼底的错愕一扫而过，显然没料到周明远会在学院办公室光明正大说这些话。

周明远今年不过四十来岁，论年龄也就比李见松大一轮，之前也在一线任教，转行政之后好不容易熬到了副院长，算是美术学院师资队伍里比较年轻的一档了，再加上学校有意让干行政的教职工分担一部分教学工作，所以他现在是行政教学两手抓。

此人之前和李见松关系不错，但两人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经常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李见松：“我能图什么？你觉得我图徐言什么？图他以后混好了提携我？图他逢年过节给我发条祝福消息？”

他顿了一下：“周明远，你认识我多少年了？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周明远是那种把“程序”“稳定”“风险控制”刻进骨头里的人，而李见松恰恰相反——他做决定从来不看程序，他看的是对不对。这两种人能做朋友，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但他们确实是朋友，很多年的那种。只是他们的“聊得来”从来不在办公室里，在画室里，在李见松腿还没出事的时候一起出去写生的路上。

一旦坐到办公桌的两侧，中间那张桌子的距离就会变得像一条河，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看得见彼此，但过不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周明远从办公桌后绕过来，“你忘了你是怎么受伤的了？那些学生，我说句实话，有多少能真的把老师的话听进耳朵里，有多少是认真学的，又有多少是混日子的，你在一线教学这么久，你比我清楚，你没必要为了一个学生担这么大的风险......”

李见松的手指搭在轮椅扶手上，指尖微微垂着，整个人安安静静的。

他看着周明远，看了几秒，然后开口了：“我没忘，我当然清楚有些人就是来混日子的。一个班四十个人，认真学的不到一半，真正能把画画当成一辈子的事业的，可能只有三五个。这些数字我比你清楚。但你刚才说——‘你没必要为了一个学生担这么大的风险’。”

李见松冷着脸：“周副院长，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被指控抄袭的不是徐言，是那四十个人里最混的那个，作业靠复制粘贴、上课靠签到打卡、连画笔都拿不稳的那个人，你会怎么做？”

周明远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

“你会说‘按程序办’，对吧？该调查调查，该处分处分，跟你没关系，”李见松的语气没有任何攻击性，只是一种很纯粹的、想知道答案的问法，“但徐言不是那种人。他是四十个人里最认真的那几个之一。他是那个为了画一棵树，反复重画了十几次的人。他是那个出了车祸伤还没好利索就回学校上课的人。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学生’，所以我帮他，是因为他值得。周院长，你也在一线呆了这么多年，你遇到过多少值得的学生？”

周明远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又停住了。

“你遇到过的，”李见松说，“你也帮过他们。只是你帮的方式跟我不同。你用你的方式，在程序允许的范围内，替他们争取过。你不是坏人，周院长。你只是......”

他顿了一下，像是在找一个不会伤人的词，“你只是太怕了。”

周明远靠在桌沿上，一动不动，没有否认。

因为他知道李见松说的是真的。他确实帮过学生，在他还能“争取”的时候，在他还没有被行政的各种琐事磨圆的时候。

那时候他也会为了一个学生的助学金跟财务处拍桌子，会为了一个学生的毕业设计跟教务处argue，也会为了一个学生的前途打电话给老同学低声下气地求一个机会。

那些事他做过，只是很久没做了。

“你说你怕我把把自己搭进去，”李见松的声音放轻了一些，“但是周副院长，我不是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什么。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我的名字跟‘抄袭风波’四个字绑在一起，被人议论一阵子，然后被下一个热点盖过去。但徐言不一样。他才二十岁，他的人生还没有真正开始。他不能背着‘抄袭’这两个字过一辈子。”

李见松看着周明远，目光平静得像没有风的湖水。

“徐言可以承受‘被指控过’，但他承受不了‘被定过罪’。哪怕最后查清了是清白的，只要我在该说话的时候没有说话，他就会永远记得，”李见松说，“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唯一能帮他的老师反而沉默了。等这件事过去之后，他会怎么想？”

周明远：“可，他真的会记得曾经有个老师帮过他吗。”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周明远自己都愣了一下。

这不是一个副院长该问的问题。副院长该问的是“程序走了吗”“材料交了吗”“上面批了吗”。

问一个学生“会不会记得你”，太私人了，太不安全了，太不像他了。

但他问了，因为李见松刚才那句“他值得”像一根针，扎在他心里某个很久没人碰过的地方，不疼，但酸。

“教书育人不是为了被记住，”李见松头也不回地走了，“没什么重要的事我就先走了。”

周明远靠在桌沿上，双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

他看着李见松的背影——深灰色的大衣，轮椅的金属轮毂在灰白色的光线里反射着暗淡的光。

那道光很弱，弱到几乎看不见，但它在。

就像李见松说的那些话，每一句都像这道光，不刺眼、不响亮、不咄咄逼人，但它就是在那儿，你怎么忽略都忽略不掉。

周明远忽然想起一件事。

很多年前，李见松刚来学院的时候，他请李见松吃过一顿饭。

那是他们第一次单独坐在一起吃饭，周明远还只是个系副主任，管的事情没那么多，人也还没被磨得这么圆。

李见松是当时新招进来的一批辅导员中学历最高的一个，所以周明远特意请他单独吃饭，主要是好奇李见松到底是怎么想的。

饭桌上他问李见松：“见松，以你的履历，去更好的学校不是问题。你为什么来这儿？”

李见松正在夹菜，筷子停了一下，像是在认真想这个问题。然后他把菜放进嘴里，嚼了，咽了，才开口，显然是不喜欢嘴里有东西的时候说话。

李见松：“因为这儿有学生。”

周明远愣了一下。

他以为李见松会说什么“贵校的学术氛围”“学科建设的潜力”“人才引进待遇好”——这些都是标准答案，体面、安全、无懈可击。

但李见松说的不是这些，他说的是“有学生”。

“而且，”李见松又夹了一筷子菜，语气跟刚才一样平常，像在说一件不需要论证的事情，还带着一点年轻人刚入社会时候的恣意，“贵校今年只招辅导员。但我更想当老师，转了一圈发现，辅导员也可以转岗，就是手续麻烦一点。我问过了，能转。”

周明远差点被茶水呛到。

他看着对面这个年轻人，二十六岁，博士毕业，履历漂亮得能闪瞎人眼，手里握着好几篇核心期刊，作品被美术馆收藏过，文物修复的案子已经做出名气了。这样的人，跑到他面前说——“我想来你们这儿当辅导员，然后转岗当老师。”

不是来当教授的，不是来当研究员的，是来当辅导员的。

因为那一年，这所学校的美术学院只有辅导员岗位在招人。

周明远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李见松好像看穿了他的疑惑，放下筷子，不紧不慢地说：“我给人事处打过电话，问了辅导员转岗的条件。他们说原则上可以，但要看工作表现和教学能力。我说行。”

就一个字——“行”。

好像这件事在他那里已经结束了。

“原则上可以”对他来说就是“可以”，“看工作表现”对他来说就是“我会做好的”，“手续麻烦一点”对他来说就是“多跑几趟的事”。

他想做的事，他就能做。

他想来，所以他就来了。

周明远当时没有接话，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人太奇怪了，奇怪到周明远不确定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后来李见松真的来了，真的当了辅导员，真的带了一届学生，真的转了岗，真的当了老师，不到三十岁评上副教授，不到三十五岁升了正高。

他把那些“真的”一个一个地砸进了现实里，砸得结结实实的，砸到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在所有人都为车祸惋惜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新一轮的内卷了，而且把自己卷成了整个学校教学能力最强的教授。

仿佛是在用意志告诉所有人，腿不方便怎么了，我照样能坐稳这个位置，照样可以带学生，而且我带的学生永远都是最优秀的那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