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言转过头。

教学楼侧面那个不起眼的安全通道旁边停了一架轮椅。

轮椅上坐着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袖，手搭在轮椅扶手上，指尖微微垂着，像是在等什么东西。

徐言快步走过去，转过安全通道的那根柱子，站在那个人面前：“老师？”

李见松看了他一眼，目光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伸手从腿上将那把收好的折叠伞拿起来，递过去。

李见松：“没带伞？”

徐言看着那把伞，又看了看李见松。

轮椅旁边没有别的伞了。

“老师，你给我了，你怎么回去？”

李见松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把伞又往前递了递，语气还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拿着。”

徐言没有接。

他看着李见松被风吹得有些发白的嘴唇，看着他搭在扶手上的那只手——那双手他太熟悉了，教他调色、帮他改画、在他拿不准的时候轻轻点一下画布说“再想想”。

现在那双手正举着一把伞，递给他。

徐言忽然觉得鼻子狠狠酸了一下。

不是这一整天积攒的委屈、愤怒、恐惧在这一刻爆发了——那些东西太复杂了，他来不及处理。

他只是在想一件事：

从画室到教学楼，步行大约要十五分钟。

李见松是坐轮椅的。推轮椅的速度比走路慢得多，加上绕那些坡道和斜坡，至少要多花一倍的时间。

他从画室出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下雨。

李见松是在那之前就出发了。

因为他不知道雨什么时候会下。

他只是觉得可能会下雨，就推着轮椅，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穿过了大半个校园，在教学楼旁边不起眼的角落里，安静地等着。

等他的学生下课。

然后递给他一把伞。

“老师，”徐言的声音有点哑，但他这次没有忍，让那股酸涩完完整整地从鼻腔涌到眼眶，再从眼眶落下来，“你等了多久？”

李见松看着他哭，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不是冷漠，是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哭的。

“没多久，”他说，然后又把伞往前递了递，“你要回宿舍吗，还是前去食堂？这两天降温，淋雨容易感冒。”

徐言不安地接下那把伞：“那，那你怎么办......”

“我正好去楼上的会议室开会，开完会司机就来接我了。”李见松说。

“开会？”徐言愣了愣。

李见松嗯一声，好像只是什么很平常的事情：“网上的事学院也关注到了，刚才系里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说一下情况。”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好像“因为学生被指控抄袭所以被系里叫去开会”这件事，跟他去画室改一张画一样平常。

但徐言听出了那句话底下的分量。

学院关注到了。

不是关心，是关注。这两个字在行政体系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关心可以是私下的、个人的、可有可无的；关注意味着这件事已经被放在了桌面上，有人在记录，有人在评估，有人在决定这件事对学院有没有影响。

而李见松被叫去作情况说明，意味着在学院的判断里，他不是旁观者，他是相关方。

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

是因为他是徐言的指导老师。

是因为那幅获奖作品里有他的笔触、他的技法、他那棵“向□□斜”的枯树。

是因为那个匿名帖子里那句“某位知名教授”，所有人都在对号入座。

徐言张了张嘴，想说“对不起”，但这三个字到了嘴边又觉得不对——对不起什么？对不起自己拿了金奖？对不起自己画了一幅被指控抄袭的画？对不起连累了老师？这些话说出来，听起来像是在认罪。

可徐言觉得自己并没有罪。

他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这句话，就那么站在原地，攥着伞，嘴唇动了几下，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李见松看着他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嘴角动了一下，不像是笑，更像是一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懒得拆穿你”的表情。

“别想太多，”他说，“就是开个会，说几句话的事。”

“老师，”徐言的声音有点哑，“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干什么？”李见松目光里没有责备，只是一种很客观的、像是在陈述事实的语气，“他们问你的问题，你现在能回答吗？”

徐言愣了一下。

他现在能回答吗？

如果会议室里的人问他：“你的画有没有借鉴过别人的作品？”

他会说没有。

如果他们接着问：“那为什么你的画跟另一个人的画有七分相似？”

他会说那是巧合。

他们再问：“你觉得七分相似是巧合吗？”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知道那不是巧合。

那七分相似，是因为那个匿名账号的画，用的是李见松的技法体系。而他的画，用的也是李见松的技法体系。同一个老师教的同一套东西，画同一个题材，出现相似性，是必然的，不是巧合。

但如果他这样回答了，对方下一个问题就会是：“所以你认为，那个匿名账号的作者，也是李见松老师的学生？”

他不知道那个匿名账号是谁。他不能替李见松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他现在确实不能去。

不是没有勇气，是没有准备好。

“我......我回答不了。”徐言说。

他可以回答“我没有抄袭”，但他回答不了“请证明你没有抄袭”。

这两件事之间的距离，比从画室到教学楼远得多。

李见松看着他，沉默了一瞬。那个沉默不长，但足够让徐言把自己刚才那句话的重量完完整整地感受一遍。

“不需要你回答。”

简短的一句话。

徐言愣了一下。

李见松没有看他，目光落在雨幕里的某个方向，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放得很稳：“他们叫我去，是向我了解情况，不是向你要解释。你去了，站在那里，不管你说什么，都会被人拿去跟那篇帖子逐字逐句地对。你说一个‘没有’，他们就会去找你‘有’的证据。”

他顿了顿。

李见松：“你不去，他们反而没有靶子。”

轮椅在他身下微微动了一下，是他调整了一下坐姿。

“你现在该做的，”李见松说着温和一笑，“是去吃饭，或者去洗个热水澡，也许明天一睁眼，事情就解决了。而且......组委会不是傻子，学院更不是傻子，学生出事，对学院有什么好处？更何况你拿的是金奖，不管出于什么，学院都会保护你的。”

这句话说得很轻，轻到像是在哄一个做噩梦的小孩。

但徐言听出了里面的分量。

不是安慰，是拆解。

李见松没有说“你放心”，没有说“我相信你会没事的”。他说的是“组委会不是傻子”，意思是你担心的那些“他们会不会冤枉我”，不会发生。因为那些做判断的人，他们的工作不是跟风起哄，是在一堆真假难辨的信息里找出那条对的线。

他们见过比这更复杂的案子，见过比这更高明的伪装，见过比这更狠毒的构陷。一张提前这么久发出的匿名图片，几处似是而非的笔触对比，一篇措辞精巧的指控帖，这些东西在专业调查面前，撑不了多久。

他说“学院更不是傻子”，意思是你不必担心“学校会不会为了保名声把我推出去”。一个学生出事，学院可以切割，可以说“这是学生个人行为”，可以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一个人头上，然后全身而退。但一个指导老师出事呢？一个教授被指控，被质疑，被推到风口浪尖——学院保谁？

答案不言自明。

学生出事，对学院有什么好处？

不是没有好处。是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