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四十七年，冬。
赵小丫站在宣城义学的门口，看着对面那块新立的石碑。石碑是上月立的，上头刻着“顾公砚之讲学处”七个字，字是京城来的那位陈大人题的，笔力遒劲，引来不少人围观。碑立好之后，学堂门口便比从前热闹了许多，常有路过的行商停下来看两眼，问一句“顾公是哪位大人”。赵小丫每回听见，便从门里探出头来，笑呵呵地答一句：“顾大人是我们宣城的提举，从前在这间学堂里教过书的。”
问的人往往便露出恍然的神色，哦一声，然后点点头走了。
赵小丫今年四十有三了。头发里添了白丝，眼角生了细纹，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跟小时候一样。她教了二十年的书，从方先生手里接过这间学堂，到如今也有十五年了。十五年间，她教过的孩子少说也有几百个，有的考上了府学，有的中了举人，还有一个叫钱守拙的，景和二十三年中了进士，如今在润州做通判。钱守拙中进士那日，派人送了一封信来，信里写着“学生能有今日，皆赖义学启蒙之功”。赵小丫把那封信看了好几遍，收在学堂的柜子里，跟方先生留下的那些旧课本搁在一处。
可赵小丫记得最深的，还是那一年，那个穿青布直裰的瘦削中年人站在讲台上，一笔一划地教她写“赵”字。
那年她六岁，什么都不懂。她只知道娘哭了，隔壁李石头的爹打了李石头一顿，可李石头还是天天来。后来学堂里越来越热闹，桌椅从十几张加到了四十几张，先生从方先生一个人变成了三个。再后来，顾大人走了，方先生也走了，她接了方先生的班，站在了从前顾大人站过的那张桌子后面。
她常常想起顾大人教她写字时的样子。那只握笔的手很稳，指节分明，掌心里有一道浅浅的旧疤。顾大人说话声音不高，可学堂里每个角落都听得清。那时候她不懂，只觉得这个大人跟别的大人不一样。别的大人见了小孩，要么哄，要么凶，顾大人不哄也不凶，就是认认真真地教。教完了，拍拍孩子的头，说一句“明日再来”。
赵小丫后来才知道，顾大人教她的那个“赵”字，是她这辈子认识的第一个字。从那以后，她认识了第二个、第三个、第一百个。如今她教自己的学生认字，也学顾大人当年的样子，一笔一划地带着孩子们写。写完了，拍拍孩子的头，说一句“明日再来”。
今日是冬至。
学堂放了假，孩子们都回家吃饺子去了。赵小丫独自坐在学堂里，将孩子们写过的字纸一张一张翻出来看。有的写了一半便画了圈，有的把字写到了纸边上，还有一个最小的，在纸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乌龟。她看了半天，到底没舍得扔，把那张纸折好，搁在案角的匣子里。那匣子是顾大人当年留下的，里头原本塞满了信和条陈，后来沈主簿把那些东西转到了县衙后堂的木匣里，这匣子便空了出来，搁在学堂放杂物。
赵小丫将匣子合上，走到窗前。窗外，宣城的街巷里家家户户都在包饺子，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融进灰白色的天空里。码头的方向传来几声零星的号子，大约是哪个船工在收拾缆绳。她看了一阵，转身出了学堂，朝城西走去。
城西茶山的那棵老桂树下，秦敬之的坟前搁着一包新茶和一壶酒。赵小丫在坟前蹲下来，把酒壶扶正，又把新茶搁好。她每年冬至都来，搁一包茶、一壶酒，跟这位素未谋面的秦先生说几句话。顾大人当年让她来，她便来了。来了二十多年，成了习惯。
“秦先生，今年义学又收了二十个新生。钱守拙从润州来信了，说过年回来看看。沈主簿上月走了，去西北找顾大人了。临走之前来学堂坐了一下午，把顾大人从前用过的那些课本翻了一遍，一本一本地摸过去，摸完了才走。”
她顿了顿，望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
“顾大人今年没来信。去年倒是来了一封，说凉州那边下大雪，边关安稳，让我把义学管好。我把信搁在学堂的柜子里了，跟钱守拙的信放在一处。等明年开春，新学生来了，我念给他们听。”
风从北面吹来，卷起坟前几片枯叶，打在赵小丫的手背上。她蹲了一阵，站起身来，朝山下走去。走到半山腰时，她回头看了一眼。秦敬之的坟在暮色里安安静静地立着，坟前那包新茶被风吹得微微翻动。
回了学堂，赵小丫没有点灯。她坐在讲台后面的那张椅子上，摸着桌角。那张桌子旧得已经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四条腿垫了三块木片才不晃。顾大人当年就是站在这张桌子后面教她的。桌子没换过，凳子也没换过，连墙上那幅孔子像都还是从前的旧画，纸色发黄，边角卷起。可她舍不得换。她总觉得，换了便不是那间学堂了。
窗外，天彻底暗了。街上的炊烟散了，码头的号子也歇了。只有远处传来几声更鼓，一下一下，慢悠悠的。赵小丫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然后摸黑拿起一支笔，蘸了蘸砚台里剩的墨，在案上一张新纸上写了几个字。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是小时候学写字那样。
“顾大人，学堂还在。”
她写完，将那张纸折好，搁在案角的匣子里，和那些孩子的字纸搁在一处。匣子放回案角时，她摸了摸匣盖上的旧纹路，忽然想起一件事。顾大人走的那年，在县衙后堂留下一句话，让沈主簿转告她。那句话她记了二十多年，一个字都没忘。
“凡宣城子弟，不论男女，不论贫富，皆可入学。”
赵小丫站在黑暗的学堂里，摸着那张旧桌子的桌角。窗外的更鼓又响了一声，慢悠悠的，像是什么人在敲着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