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楼下刘婶，她每天买菜都要经过老顾家楼下，看到工人进进出出，忍不住探头看了一眼，然后就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我的天老爷，这是要装修成皇宫啊？”她当天晚上就在巷口的麻将桌上发布了这条新闻。消息像水滴进了油锅，迅速在邻里之间炸开了。第二天，连隔着两条街的王大妈都专程绕路过来“参观”了一下施工现场。

有人羡慕，有人嫉妒，也有人开始阴阳怪气。“老顾家这是发财了？还是傍上大款了？”一个尖嗓子的女声在巷口的理发店里响起，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孙姐。她老公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在邻里间一向自诩高人一等，看到老顾家突然这么大手笔地装修，心里很不是滋味。“听说他们家那个儿子，在外面混了二十多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这回突然有钱了，八成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理发店的老板娘没有接话，只是低头继续给客人剪头发。但孙姐的话像一颗种子，在邻里间悄悄生根发芽。类似的闲话开始在巷子里流传——有人说顾清在外面傍上了富婆，有人说他做了违法的事，还有人说那笔钱来路不正。更离谱的版本是：顾清被一个香港富商包养了，这次回来是跟父母摊牌的。

母亲很快就听到了这些风言风语。她是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从一个“好心”的邻居那里“听说”的。那位邻居拉着她的手，一脸关切地说：“老姐姐，你家小清到底在外面做什么呀？你可得多留个心眼，别让孩子走了歪路。”母亲当时没有发作，只是笑了笑，说了一句“孩子的事，他自己做主”，然后提着菜篮子回了酒店。

回到酒店房间，她坐在床边，沉默了很久。父亲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看到她脸色不对，问了一句怎么了。她摇了摇头，没有说。但父亲还是从她紧抿的嘴角和微微发红的眼眶中，猜到了大概。

晚饭的时候，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些人，嘴怎么那么碎！我们家花自家的钱装修，碍着他们什么事了？”

父亲没有立刻接话。他夹了一筷子菜，慢慢地嚼完，咽下去，然后放下筷子，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嘴长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日子是自己过的。”

母亲没有说话，但她拿起筷子，继续吃饭。她知道父亲说得对——那些闲话，你越在意，它就越来劲；你不理它，它自然就散了。但她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凭什么？凭什么他们家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却要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

第二天，母亲在楼下遇到了孙姐。孙姐正站在单元门口跟几个邻居聊天，看到母亲过来，声音立刻提高了八度：“哎哟，顾婶儿，你家最近装修搞得可真气派啊！这得花不少钱吧？”

母亲停下脚步，看着孙姐那张堆满假笑的脸，平静地回了一句：“是我儿媳妇给出的钱。她在国外工作，忙，没时间回来，就让装修队把房子翻新一下，让我们住得舒服点。”

孙姐的笑容僵了一下：“儿媳妇？你们家小清结婚了？”

“快了。”母亲说完，没有再多解释，径直走向菜市场。身后传来几个邻居压低声音的议论，她没有回头。她挺直腰板，一步一步地走着，像一棵在风中挺立的老树。

消息很快在巷子里传开了——老顾家的装修钱，是儿媳妇出的。而且据说那个儿媳妇是个外国人，还是个超模。有人不信，说母亲是在吹牛；有人半信半疑，说难怪出手这么阔绰；也有人酸溜溜地说“超模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但不管别人怎么说，老房子的装修工程一天也没有停。

一个月后，装修完工了。赵师傅带着工人撤场的那天，安德烈去酒店接两位老人回家。母亲走进焕然一新的客厅时，愣在了门口。她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突然变得陌生了——崭新的塑钢窗透进来的阳光，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方格；洁白的墙面反射着柔和的光线，让整个屋子显得宽敞明亮；厨房里那台崭新的抽油烟机，她研究了半天才学会怎么开。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那排锃亮的橱柜，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是因为高兴，也不是因为感动，而是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她一辈子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而这房子，是她儿子的女朋友出钱装修的。

父亲倒比母亲淡定得多。他走进客厅，环顾了一圈，然后走到那棵老榆树下——从新装的窗户看出去，树冠正好在视野中央，像一幅天然的画。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安德烈说：“替我谢谢小叶。让她有空回来住几天。”

安德烈点了点头，掏出手机，把这句话记了下来。

当天晚上，母亲坐在新沙发上，给顾清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响了几声，接通了。她握着话筒，听到顾清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那声“妈”让她眼眶一热，但她忍住了。

“小清，房子装修好了。你爸说，让你有空回来看看。”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替我们谢谢小叶。她费心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顾清的声音传来，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哽咽：“好。我一定转告她。”

挂了电话，母亲坐在新装的窗前，看着窗外那棵老榆树。夏天的风透过纱窗吹进来，带着草木生长的气息。她忽然觉得，这个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好像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像一个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