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卵手术需要全麻。每次从手术台上醒来，她只能感受到嘴里泛着西药冰冷的苦涩，小腹内部传来一阵阵空洞的坠胀，仿佛身体里最核心的某些血肉，被冰冷的扩宫器生生掏空了。

胚胎移植后的那几天，是更漫长的折磨。她躺在私立医院VIP病房的床上，双腿被高高抬起，整个人一动不敢动。她甚至连呼吸都放得很轻，憋尿憋到小腹发抖也不敢去洗手间，仿佛只要稍微一用力，那个好不容易塞进体内的、脆弱的受精卵就会顺着重力滑落出来。

徐彦博偶尔会坐在床边，握一握她冰凉的手，语气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别紧张。”

第一次，没有着床。

第二次，依旧失败。

到了第三次，当陈晓微拿到那张抽血报告单，看到HCG的数值依然死死地钉在零点几的冰冷数字上时，她彻底松了手。

她从医院出来，在地下车库坐了整整两个小时。徐彦博没有打电话催她，他只是在微信上发来一条毫无波澜的三个字：“回家吧。”

陈晓微开始看不透这个男人了。她只是精细地察觉到，每多一次失败，徐彦博在看向她时，眼神里的温存就会成比例地递减。那不是丈夫对妻子的绝望，那是一颗金融大脑在审视一笔投入了巨额资本、却注定无法通过合规审计的坏账。

终于，在陈晓微三十三岁那年，这支股票正式宣告破产清算。

签字那天，徐彦博展现出了极其符合他职业习惯的冷静与体面。他没有像市井男人那样去羞辱陈晓微，或者清算这些年在她身上的开销，而是递过来一份拟好的协议，把所有的情分做了一次清盘。

“晓微，这两年我们都尽力了。”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平稳得让人害怕，“当年买这套房的首付，你家出了200万，剩下的全是我在出。按照现在的法律，真要闹大，谁都不好看。这辆宝马你开走，卡里有100万，算是我把你当年的出资折现还给你。我们两清吧。”

陈晓微没有拒绝。她知道，这笔钱在仁恒河滨城如今的市值面前，缩水得近乎讽刺。但这已经是徐彦博作为金融精英，在道德和法律上能给出的最高对价了。他爱过她，但也正因如此，他必须用这笔折现的钱，彻底清空她当年的出资，也清空她这两年受罪的亏欠。把账算到互不相欠，他才能没有任何财务纠纷、毫无隐患地去迎接下一个愿意坐在“徐太太”岗位上生儿育女的新人。

她搬离了浦东新区那套一百四十平的婚房，回到川沙那个摆满了红木家具的娘家。

临走前，她最后看了一眼那套房子。那是她当年为自己精挑细选的温床，南北通透，主卧带着她最爱的独立衣帽间，窗外是陆家嘴标志性的景观树。曾几何时，她把半生的骄傲与心血都倾注于此，以为这就是终点。而如今，这一寸寸严丝合缝的秩序，即将属于另一个女人。

她什么都没带走，除了一辆贬值严重的宝马，和一张存着一百万解约金的银行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