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出租屋不大，一张床，一个旧衣柜，一张折叠桌。折叠桌的抽屉里有一叠没有寄出的信——有他写给自己女儿的，有写给他去世多年的母亲的，有一封甚至是他写给那个跳楼年轻人的家属的，他写了很久很久，最后还是没有寄。他把杂志放进那个抽屉里，和那些信放在一起。那些信件堆里，还有一张被橡皮筋绑着的便签纸，上面写着一行字——愿所有孤独的载体，都能找到它们的靶细胞。那是很多年前他在电脑上看到于甄鹿的论文致谢时，抄下来的。那张便签纸已经很旧了，边角卷起来，字迹开始褪色。他把杂志放在那堆文件旁边，然后把抽屉关上。塑料抽屉轨道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和流水线的嗡嗡声一样平寂。他去厨房给自己泡了一碗方便面，打开手机，在微信里看到女儿发来的一段语音——奶声奶气的“爸爸晚安”。他听完之后把手机扣在桌上，面没有马上吃，先拆了一双干净筷子插进碗里。蒸汽熏在他的脸上。窗外的快递站还没熄灯，红色LED招牌的“寄”字缺了一横。他在这盏灯下坐了一会儿，然后把筷子从面碗里拔出来，开始吃晚餐。

赵远也收到了一本。扉页上写着：“赵远，谢谢你叫我出来吃烧烤。还有谢谢那个七号螺丝刀。于甄鹿。”赵远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在他的实验室加班——PCR仪刚跑完一个循环，数据还没整理完。他靠在实验台旁边，从头把文章看了一遍，翻到末尾作者简介，找到“曾从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那句，然后合上杂志，把书放进公文包里。公文包的口袋里还装着另一份没写完的IND申报材料，封面页上标题写着“AAV载体衣壳工程在庞贝病基因治疗中的临床转化”。他把杂志和申报材料并排放在一起，看了几秒，然后拿出手机，给于甄鹿发了一条消息：“文章读了。写捡垃圾老人那段，我看了两遍。写得很好。”他打字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然后加了一句：“我们公司请了一个顾问，是专门做AAV衣壳设计的，可以挂合作发表。不用现在回学术圈，慢慢来，先发篇评论。名字我已经帮你提了。”点了发送之后他退出聊天窗口，又打开LinkedIn看了一眼于甄鹿的页面——头像还是多年前毕业证上那张穿硕士服的，简介栏一片空白，最后一条更新是六年前的“完成硕士论文答辩”。赵远关了手机屏幕，把实验台上的移液枪架挪正，继续跑数据。

顾医生也收到了。扉页上写着：“顾医生，谢谢您告诉我可以在不笑的时候说话。于甄鹿。”顾医生把杂志放在办公桌上，和那盆胖多肉放在一起。那盆多肉自从上次于甄鹿说它“又胖了一圈”之后，就被顾医生从窗台移到了办公桌的一角，挨着一摞病历夹。她翻到那篇散文，读完之后合上杂志，把扉页上的那行字又看了一遍。她没有回信，只是在下次复诊时——已经改成每两周一次了——在诊室门口看到于甄鹿的时候，微微一笑，翻开手中的笔记本，说：“第四页有新记录——你上次说你觉得好转可能是暂时的，这次怎么说？”

于甄鹿想了想：“大概还是暂时的。但这次我相信它会再来。”

“因为……”

“因为绿萝在长。第二十片叶子了，我不得不分盆。而且那盆桂花树——鹿梦鱼老房子的那棵——在春天抽了新梢。新梢上有花苞。大概很小。但我每天看。”他停了停，然后说，“以前我觉得‘暂时的好转’是骗人的——像一根绳子从上面垂下来，你够着一次，下一次它又收回去。后来我发现不是绳子。是独木桥。你走过去一次，它就还在那里。下次你还能找到它。”

顾医生没有评价。她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笔尖划过纸面，和那盆多肉一起，成为诊室里为数不多的、不需要被翻译成医学术语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