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这段时间，于甄鹿去了一趟邮政局。他不是来寄信的，是来给老朋友寄一本书。在邮局柜台，他把包裹交给工作人员，收件人那栏写着老魏的名字和快递站的地址。包裹里是一本新出版的文学杂志，翻开的那页是他的散文《风是有牙齿的》。他在扉页写了一行字：“老魏，我不知道‘载体’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有人收到了。于甄鹿。”他没有留回信地址。

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姑娘，接过包裹的时候看了一眼收件人地址，念出了声：“XX快递站……老魏。没有全名吗？”于甄鹿说：“没有。他姓魏。快递站的人都知道他。”姑娘没再追问，贴上条形码，把包裹扔进了身后的编织袋里。编织袋里已经堆了不少包裹，他的那本杂志落在最上面，封面朝上，杂志的名字印在左上角，黑色的宋体字，不大，但很清晰。

他走出邮局的时候，在门口站了片刻。邮局的门是老式的推拉门，把手上缠着防静电的布条，已经磨得发毛了。他想起第一次接到老魏电话的那个下午——茶水间里的速溶咖啡，杯壁上洗不掉的褐色渍痕，老魏用那种温和的、近乎慈祥的语气对他说“你不是小孩子了”。那时候他怕那个人。怕他的声音，怕他的逻辑，怕他用平静的语气说出最让人恐惧的真相。现在他寄了一本杂志给那个人。不是报复，不是炫耀，是某种他也说不太清楚的、像交接一样的东西。像在法庭上说的那句“为了有一天能还完”——还的不只是钱。他把这个信封寄出去，像是把某个悬在心里很久的句子写完了最后一个字，然后画上了句号。

他不知道老魏收到杂志时是什么表情，也不知道那本杂志会不会被翻开，或者被随手扔在快递站的某个角落。但寄出去这件事本身，对他而言，是一种闭合。像翻完一本书的最后一页，把封底合上，放在桌面上，用手掌压了压书脊。

老魏收到包裹的时候，正在分拣流水线上整理早晨的快递。传送带发出持续的嗡嗡声，包裹一个接一个从扫描仪的红色光束下滑过，落入对应的编织袋。他站在流水线中段，穿着印有快递公司标志的深蓝色工作服，手套的指尖部位已经磨薄了，右手食指露出一截指肚。

他看到发件的寄件人信息时就停了一下。那个名字他认得——于甄鹿。他在催收行业干了十五年，见过几千个名字，大部分都忘了。只有这一个他记得。不是因为那一百零七万的债务数字，是因为那篇论文里的一句话，和凌晨的那个电话。

他撕开包裹的防水袋，抽出那本杂志。封面是淡灰色的，印着几行黑字，他翻了翻目录，翻到散文板块，找到了那篇文章。文章标题下面是作者的名字。没有照片，至有简介，就两行字。他对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杂志翻回扉页，看到了那行手写的字。

“你跟我说过你不知道‘载体’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有人收到了。”

老魏站在流水线旁边，传送带在他身后嗡嗡地转，同事们喊他帮忙搬一个超重的包裹。他应了一声“来了”，把杂志放在旁边的休息凳上——用胳膊擦了一下凳面上的灰才放上去——然后转身去搬包裹。下班后他回到出租屋，翻到目录，看到作者名——于甄鹿。他把那一页折了一个角。没有拍照，也没有告诉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