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战后抑郁”。

于甄鹿不知道这个词——顾医生后来告诉他，在临床心理学里这叫“目标达成后的情绪低谷”，常见于长期压力源消失后的个体——但他知道这种感觉。他以为债务问题有了着落之后，自己会轻松一些，会开心一些，会像电影里那样站在天台上对着天空微笑。但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是，他依然每天早上要花很久才能从床上爬起来，依然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依然会在凌晨两点醒来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

甚至更糟了。

因为之前他还有一个目标——“把债还完”。这个目标像一个浮标，他在深水里挣扎时，至少能看到那个浮标，知道自己在往哪里游。每一个催收电话都是一根针，每一笔利息都是一块石头，但它们至少让他知道自己在对抗什么。对抗一个具体的敌人比对抗虚无要容易得多。现在浮标被撤走了，他发现自己还在深水里，四周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方向。

他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一辈子都好不了了？

这个念头比任何催收电话都更让他恐惧。催收电话是外来的威胁，可以被法院的裁定书挡住。但这个念头是从内部长出来的，它不需要拨号，不需要信号，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它只要在他凌晨醒来的时候，在他盯着天花板水渍的时候，在他端着凉掉的咖啡站在茶水间里的时候，轻轻地、不请自来地从某个角落里浮起来——像深海里的气泡，从看不见的裂缝中缓慢上升，到达水面时无声地破裂，留下一圈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