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那天，C市下着雪。

这场雪从前一天深夜开始落，到清晨已经积了薄薄一层，把老城区灰扑扑的街道盖成了一片暂时的白。于甄鹿在窗口站了很久，看着雪把对面楼顶上的热水器、晾衣架、废弃的卫星天线一一吞没。那些丑陋的、破败的东西都被雪遮住了，只剩下柔和的轮廓，像一个从不撒谎的城市终于学会了化妆。

他穿上了他唯一一套还算体面的西装。那套西装是五年前买的，深灰色，在打折季买的，现在已经有点紧了——不是因为胖了，而是因为水洗次数太多、缩了水。他站在镜子前，看着那个穿着西装的人，觉得那不是自己。那个站在镜子里的男人，看起来像面试失败的销售，像被离婚的小职员，像一切“失败”的具象化。但锁骨下面的领带是鹿梦鱼系好的。

她也在今天出门前特意绕到了他楼下，敲了敲门，她感觉他可能不用帮忙，但他确实说了“进来帮帮我”——于是她站在他那个狭窄出租屋里，把领带挂在他脖子上，绕过领结，拉紧，推正。动作流畅得好像她不是第一次打男人的领带。于甄鹿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经常给人打领带”，她说“不，我用枕头练了三天”。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于是于甄鹿笑了一下——然后她对着他的笑补了一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没和你一起吃馄饨了吧”。笑变成了半笑半咬。领带的结打得极其工整，饱满而端正，像一颗在深灰色海洋中浮出来的酒红色珍珠。她的手指在收紧领结时蹭过他的喉结，那一瞬间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紧张吗？”她问。她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大衣，头发挽起来，看起来比平时更成熟一些。深蓝色不是偶然的——她知道今天他要穿深灰色西装，她没有穿黑色，怕两人一同出现像葬礼。她连配色都算过了。

“不紧张。”于甄鹿说。这不是真话，但也不是假话。他确实不“紧张”，因为他已经过了“紧张”的阶段。他现在是一种更深层的麻木，像被冻僵的人不会觉得冷。

法院在C市的老城区，一栋灰白色的建筑，门口挂着国徽。于甄鹿走进去，感觉像走进了一台巨大的机器。安检、登记、候审、等待。每一道程序都像一个齿轮，把他往某个方向推。他在安检的时候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东西放在篮子里——手机、钥匙、硬币、那张法院传票。安检人员看了他一眼，说“口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他把手伸进内袋，摸到了那个维生素瓶子。他犹豫了一秒——不想让人知道——但安检人员正在看着他，他只好把它也掏出来，放在篮子里。维生素瓶在金属篮子里滚了两圈，标签朝上，和法院传票并排躺着。安检人员没有多看一眼。于甄鹿把东西收回口袋的时候，手指碰到药瓶的塑料外壳，感觉到一种异样的平静。药在口袋里。鹿梦鱼在旁边。今天不管发生什么，至少这两样是真的。

法院的走廊很长，地板是冷灰色的水磨石，墙壁刷着半人高的绿色油漆。他们的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发出回响——鹿梦鱼的短靴敲出清脆的节奏，于甄鹿的旧皮鞋蹭出沉闷的拖沓。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某种不协和的赋格。

鹿梦鱼坐在他旁边，膝盖上放着那个笔记本。她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陪他坐着。她的手放在两人之间的扶手上，手指微微张开，像在等他握住。她等了一会儿，他没有握。她把手指收回去了。不是退缩——是知道时机还不到。

法庭很小，只有几排旁听席。原告的代理律师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色律师袍，说话很快，措辞像是从模板里直接复制粘贴的——但在“违约金”部分她放慢了语速，显然知道这是争议点。于甄鹿的代理律师是陈律师，头发花白，说话慢条斯理，每一句陈述之前都轻轻清一下喉咙。

法官是一个中年男人，戴着老花镜，表情严肃。他听完双方的陈述，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说：“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原告律师说愿意。陈律师也说愿意。

调解在另一个房间进行。房间比法庭更小，只有一张桌子、四把椅子、一面空白的墙。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个挂钟，秒针走得很慢，每一下都像是在敲于甄鹿的太阳穴。

原告律师开出的条件是：一次性还清本金八万七千元，利息和违约金减免百分之五十。于甄鹿说拿不出这么多钱。原告律师又开出一个条件：分六期还清，每期一万四千五百元。于甄鹿还是说拿不出。

“于先生，”原告律师的语气有些不耐烦，“你的还款能力我们了解过，你月薪五千多，省一省，一万四千五还是能凑出来的吧？”

鹿梦鱼忽然开口了。她的声音很冷静，像在念一份财务报表，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某种不容反驳的密度：“他的月薪是五千三百元，扣除房租一千二百元、生活费一千元、其他债务的还款一千五百元，每月剩余不到一千六百元。一万四千五百元，相当于他九个月的剩余收入。你说‘省一省’，请问怎么省？不吃不喝吗？就算他不吃不喝，每个月也只能多挤出不到一千块钱。你还差他四千。”

原告律师愣了一下，看了鹿梦鱼一眼：“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