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掐得很准。姐姐去世后不到两周。

像是算好的。

就在江黎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穿着白大褂、头发花白的麻醉师从走廊拐角处探出身来，像是犹豫了很久，终于开了口。

“你们在找老彭？”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目光左右扫了一圈，才把两人拉到消防通道的角落里。

“自从那件事之后，他就变了个人。”麻醉师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上并不存在的灰，“整个人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做什么都小心翼翼，说话也不敢看人的眼睛。我们劝他，他说——报应。”

江黎的心猛地揪紧。

“后来呢？”

“后来啊……”麻醉师把眼镜架回鼻梁上，眼眶有些红，“后来他女儿和老婆出了车祸，当场就没了。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那之后他就彻底垮了。成天喝酒，喝完了就哭，哭着跟我说——‘一切都是报应，可报应为什么不能报在我身上？为什么要祸及我的家人？’”

江黎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谢景哲的袖口。

“我怕他出事，就总是劝他。可没用。他把市中心的房子卖了，搬去了城南那个城中村，破破烂烂的，连个像样的窗户都没有。我们好些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还……”

麻醉师的声音哽了一下。

“如果你们找到他，帮我带句话。就说——老张还惦记着他。”

江黎郑重地点了点头。

“谢谢您提供的线索。”

而老张只是摇了摇头。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发暗。谢景哲一言不发地发动车子，驶向城南。

城中村比他们想象中更破败。窄巷子像蛛网一样纠缠在一起，电线从头顶乱七八糟地垂下来，晾晒的衣服在晚风里晃着，像一具具没有重量的影子。空气中弥漫着油烟和霉味混合的气味，稠得化不开。

他们根据麻醉师提供的那张老照片，一家一家地敲门，一个邻居一个邻居地问。照片上的彭建四十出头，穿着白大褂站在产房门口，笑得斯文而体面。和这条巷子里任何一个佝偻着背走路的男人都重叠不到一起。

最终，一棵杏树替他们指了路。

那棵树长得很高，从一道矮墙后面探出头来，满树粉白的花瓣在暮色里被春风吹落，簌簌地铺了一地，像是有人故意在地上撒了一层柔软的东西，来缓和这条巷子里过于坚硬的贫穷。

花开得那样盛，那样不管不顾，仿佛完全不知道墙里面住着的人已经五年没有开过门。

江黎站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

那口气吸得很深，像是要把整个胸腔都填满勇气。她看了谢景哲一眼，后者微微点了点头，目光稳稳地接住了她。

然后她抬起手，叩响了那扇门。

笃、笃、笃。

门内传来菜刀落地的声响。

不是没拿稳，是整个人被吓得松了手。金属撞击地面的脆响之后，是几秒钟令人窒息的死寂。

彭建站在厨房里，低头看着地上那把还在微微震颤的菜刀，后背沁出一层冷汗。多少年了？五年？六年？从没有人敲过他的门。他没有朋友，没有访客，连收水电费的都只把单子从门缝里塞进来。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在找他。

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