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言终于转过头，看着李见松。那个人坐在轮椅上，背挺得很直，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他画里那片灰蓝色的天空。“您画的时候，在想什么？”

“什么都没想。”

“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想。”

“真的什么都没想，”李见松的目光落在那幅画上，落在那条小路上，“画画的时候，想东西就画不好了。你只能看，看光怎么落在麦田上，看云怎么走，看树影子有多长。”

徐言又转过头，看着那幅画。

他看着那条小路，看着那片灰绿的麦田，看着那棵灰褐的树。

他试着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但他做不到。他的脑子里全是问题——这条路的颜色是怎么调出来的？麦田的笔触是干的还是湿的？天空的灰蓝加了什么？加了一点群青？加了一点那坡里黄？加了一点——他闭上眼睛，又睁开。还是不行。他还是在想。

“老师，”他说，“我做不到什么都不想。”

“你还小，”李见松说，“画多了就能了。”

徐言没有再说话。他看着那幅画，看着那条小路。小路弯弯曲曲的，消失在远处。

他忽然觉得，那条路不是通向田野的，是通向一个他没见过但很想去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在等他。那个人坐在轮椅上，背挺得很直，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他画里那片灰蓝色的天空。那个人在等一个人，走到他旁边，停下来，看同一幅画。

“老师，”徐言说，“这幅画拿过什么奖？”

“几个小奖。”李见松说得轻描淡写。

徐言：“约翰·莫尔？”

“嗯。”

徐言又问：“特纳？”

“嗯。”

特纳奖，1984年首次颁奖，名字取自浪漫主义画家威廉·特纳，对于当代艺术家而言，含金量极高。

约翰·莫尔绘画奖，两年举办一次，曾授予过大卫·霍克尼和查理德·汉密尔顿等多位艺术家，国内很少有人能闯进这个赛道。

这就是李见松口中的“几个小奖”......

徐言想，如果不是因为知道李见松有多优秀，知道这些东西在李见松眼里都是虚的，他都快觉得李见松是在凡尔赛了。

徐言沉默了一会儿。“老师，您知道您说‘几个小奖’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

李见松看着徐言：“想什么？”

徐言真情实感地说：“想抽您。”

李见松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嘴角微微扬起的那种笑，是真正的、完整的、从眼睛里透出来的笑。

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纹路微微显现，像他画里那些树的年轮。

“你抽不动。”他说。

“我抽得动。您很轻。”

李见松的笑没收住。他看着徐言，那个年轻人站在他旁边，眼睛亮亮的，嘴角翘着，手里还捏着一块刚从画上撕下来的气泡膜，捏得滋滋响。他站在那里的样子，像他画里那棵灰褐的树，树干很直，树枝很硬，但春天的时候，会长出新叶子，绿得发黑。

“老师，”徐言说，“您以后能不能教我画成这样。”

“不能。”

“为什么？”

李见松：“因为你不是我。你不需要画成我这样。你需要画成你自己那样。”

“我自己那样是哪样？”

李见松语气还是和之前一样温和：“你问我？你自己都不知道，我又怎么知道。”

徐言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气泡膜，捏了一下，滋滋响。

“我就是想画得跟您一样好。”

“那你要画很多年。画到你不想画了，还在画。画到你画不动了，还想画。画到你忘了自己为什么要画，手还在动。”

徐言：“那您呢？您画到什么时候？”

李见松看着那幅画，看着那条小路，看着那片灰绿的麦田。

他画了很多年了。

画到他从站着变成坐着，画到他的手从不会抖变成会抖。他还在画。因为他不知道除了画画，他还能做什么。他不能走路，不能跑，不能跳，不能爬山，不能下海。但他能画画。只要手还能动，他就能画画。就算手不能动了，他还有眼睛。就算眼睛看不见了，他还有记忆。

那些画在他脑子里，一幅一幅的，等着被画出来。

“画到我死。”他说。

徐言没有说话，就这样看着李见松的侧脸，看着那个人眼角的纹路，看着那个人搭在膝盖上的手，左手搭在右手上面，很安静。

徐言忽然觉得，这个人就是一幅画。

不是他之前在画室里随手画的那幅洛可可，而是他画不出来的那幅。

那幅画里没有玫瑰，没有窗前的年轻人，没有暖光。那幅画里只有一个坐着轮椅的人，在空荡荡的展厅里，看着自己的画，说——“画到我死。”

.

第三区域是学生作品，灯光比前两个区域柔和了一些，偏暖，像黄昏时分留在墙上的最后一点光。画框没有那么讲究，木质的、金属的、甚至有几个还是学生自己手绘的边框，花花绿绿的，挤在一起，像一群刚入学的新生，怯生生又藏不住兴奋。

李见松让徐言把那幅洛可可摆在第一个。

不是最中间，是第一个。观众走过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拐过转角，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它。

徐言抱着画框，站在指定的位置前面，手有点抖。

不是因为画重，是因为他知道这幅画挂在这里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位置，是最好的位置，是所有人都必须经过、都必须看见的位置。他一个本科生的画，挂在一群研究生作品中间，还挂在第一个。

“老师，”他说，“这个位置会不会太好了。”

“好位置留给好画，”李见松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不轻不重，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挂上去。”

徐言把画挂在墙上，退后两步，看着它。

画里的李见松站在窗前，侧脸上落着暖光，手里拿着画笔，对着画布温柔地笑。背景里是大朵大朵的玫瑰，层层叠叠的，繁复、绮丽、优雅，像一首洛可可时代的慢歌。

画的另外一部分，玫瑰的笔触忽然变了，变得更深、更稳、更沉，像一个人在安静地、一笔一笔地、把另一个人没有说完的话说完。

庄文静站在旁边，仰着头看了很久。她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在说话。她的目光从画的上半部分移到下半部分，从那些繁复的玫瑰移到那个人的脸上。

她看了很久，久到徐言以为她不会开口了。

“这幅画，”她终于说，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画的是老师。”

“嗯。”徐言的耳朵尖红了。

“画得真好，”庄文静往前走了一步，凑近了看，又退回来，眯着眼睛看，像一个修复师在看一件需要修复的文物，“这技法，古典罩染，至少罩了四五层吧？肤色这么透，底层的绿衬都没有盖死，光从这里进来，从皮肤里透出来——这不是学生的水平。”

徐言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站在那里，手垂在身侧，指节微微蜷着，像在等一场审判。

“但是，”庄文静指着画面的下半部分，那些玫瑰，“这里的笔触不一样。不是不好，是这里的笔触更深，更沉，颜料堆得更厚，每一笔都像是想了很久才落下去的。不像你上面那些玫瑰，画得那么快、那么飘、那么——年轻。”

徐言的耳朵更红了：“下面那些是老师补的。”

庄文静的手停在半空中，没有碰到画面，但她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画框的角落确实贴了作者标签，写的是徐言和李见松两个人的名字。

她转过头，看着李见松。

“老师补的？怪不得，我说这笔触怎么这么眼熟。”庄文静的声音有一点变了，不是惊讶，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一个人突然看见了一件她一直知道但从来没有说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