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桂州以后做了第二件事。他去了桂州的都督府。

都督府在城北。裴衍在门口等了一个时辰，都督府的幕僚出来见了他。他提了一个请求：岭南道都督府是否可以出具一份“异地拘提程序查询函”，查询京兆府在签发拘提令之前是否完成了和大理寺的会签程序。查询函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能给冯差官一个延期的理由，如果都督府在查询，执行官就可以以“等候上级回复”为由暂缓行动。

幕僚听完以后去请示了。半个时辰后出来说可以出函。但函上不会写“暂缓执行”，只写“查询”，裴衍说够了。

查询函当天下午送到了冯差官手里。冯差官看完以后沉默了一会儿。他把函压在案头上，对裴衍说：“你给我争到了二十天，但二十天以后如果还没有文书，我还是会走。”

但裴衍做了他能做的，剩下的不在他手里了。

信到长安的那天是第九天的傍晚。

程司直是在大理寺的案卷室里收到裴衍的信的。信被驿站的人塞在大理寺门房的信格里，信格上写着“程司直亲启”。门房的老卒提着一盏灯把信送到案卷室，程司直正在翻一份旧案的勘验记录。他接过信拆开。看了两遍，第二遍看完他把手里的勘验记录合上了。

他去找郑卿，郑卿在他的公事房里，门关着。程司直敲了三下，门开了。他把裴衍的信递进去。

郑卿看完信以后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他把信折好，放在案头，压了一方镇纸。然后他从柜子的第三层里翻出一个旧档盒，档盒上落了灰，他用袖子擦了擦，打开以后里面是一沓文书。他一页页翻过去，翻到第七页的时候停了。

编制令。

“案卷校勘一职，自开元十六年设立，随调，保留大理寺原档。”下面是他自己的签名和大理寺的印章。签名的墨色已经旧了，印章的红色淡了一些，但都清清楚楚。

他把编制令抽出来，放在案头上。然后他拿了一张空白的公函纸，提笔写了一份证明函——证明沈约的案卷校勘编制是大理寺正式核准的，其阅卷行为属于职务范围，不构成“擅阅”。写完他在函上盖了大理寺的公章。

程司直在旁边等着。郑卿把证明函交给他，说了一句：“用加急驿。”

程司直接过函，走到门口。郑卿又说了一句。

“把她的工作记录也带上。每一份她签过字的案卷勘验页，全部。”

程司直回到案卷室。他在那里翻了一整夜。沈约在大理寺做案卷校勘的时间不到一年，但她经手的案卷数量远超同期的任何一个人。每一份案卷的勘验页上都有她的签注，用校勘体写的批注，笔迹清晰，措辞精确。他把这些勘验页一张张抽出来，按日期排列，用麻绳捆了两束。

卢昭容的回信也在同一天到的。她查到了邵丙的提名记录，提名人是吏部侍郎李宜，李宜是周谦的同乡，两个人在吏部共事过三年。卢昭容把提名记录的抄件附在回信里，信的末尾加了一句：“这份记录你可以用，但用完以后不要说是我给的。”

苏伯和阿虫没有收到信。裴衍没有写给他们，这件事不该让他们知道，但阿虫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可能是程司直，程司直在翻案卷室的那个晚上，阿虫来大理寺门口送抄件，他在门房看见程司直，问怎么了。程司直没有告诉他详情，他只说沈约遇到了一点麻烦。阿虫的脸色变了，他没有再问。

第二天早上苏伯发现铺子门口的信格里塞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写收信人，里面是一张纸，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字。

是西市的商户们联名写的保证书，保证沈约在长安期间从未伪造任何文书，她经手的每一份法律文书都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撰写的。保证书的最下面签了十一个名字。崔娘子的名字在第三个。

苏伯看完保证书以后把纸折好，走到柜台后面，从那个旧木箱的最底层翻出一个东西。一个蓝布包。包里是沈约在文墨斋抄过的所有件的底稿，每一份底稿苏伯都留了一页。

三年的底稿摞在一起有半尺厚，他说过他什么都留。什么都留——她写过的每一份抄件、每一张纸边、甚至连她练字时候废掉的纸团他都留了几个。他没有骗人，他把蓝布包和保证书一起交给了程司直。程司直接过的时候掂了掂，包比他想的重。

程司直拿着所有的材料——郑卿的证明函、沈约的工作记录、卢昭容的提名记录抄件、西市商户的保证书、苏伯的底稿，骑了加急驿马往南走。

他用了十天到桂州。

到桂州的那天是冯差官给的二十天期限的第二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