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能确定吗？”我问。

“八九不离十。做过一些比对，那片水域底下应该就是西望村的旧址。”他说，“不过这个结论还没有正式发表过，您先别往外传。”

“我明白。”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然后他说：“您对西望村了解多少？”

“不多。”我说，“只是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过这个名字。”

“那您知道这个村子是什么时候搬迁的吗？”

“一九七六年，修水库的时候。”

“对。”他说，“整村搬迁，三百多口人，分散安置到附近几个乡镇。三十年了，不知道那些人现在怎么样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点感慨。但隔着电话，我分辨不出这是真心，还是只是随口一说。

“赵老师，”我说，“您去过西望村吗？我是说——在水淹之前？”

“没去过。”他说，“我去的时候已经是水库了。只能在水位低的时候看到一些露出来的屋顶和墙基。”

“那您对那些村子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档案资料？”

“档案只是一部分。”他说，“更多的是走访。这些年我陆续找过一些当年的移民，聊过天，记录了一些口述史。不过愿意聊的人不多。”

“为什么？”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很短。

“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不是每个人都想再提起来。”他说，“您应该能理解。”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尾音几乎没有落下去，像是悬浮在空气中。

我没有接话。不是因为不想接，是因为“您应该能理解”这六个字让我忽然不确定了——他是在说那些移民，还是在说我？

“陈老师，”他说，“您方便告诉我，您是从哪里看到西望村这个地名的吗？”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平稳，和之前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几乎没有区别。但我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分量不一样——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重量，而是像有人往平静的水面下放了一根线，线的那头拴着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往下沉。

“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翻到一本青平县的县志，里面提到了这个村子。”我说，“后来又搜到您的文章，看到那张照片，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想多了解一些。”

“原来是这样。”

我听不出他信了没有。他的语气没有任何变化，像是接受了这个答案，又像是根本没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

“赵老师，”我说，“您手上有没有西望村比较详细的资料？比如说——村里的布局、房屋分布之类的？”

“有一些。”他说，“但不是公开发表的。”

“那……方便的话，能不能当面请教一下？”

电话那头没有立刻回答。我听见他那边的环境音——很安静，没有街道的嘈杂，没有办公室的人声，像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是一声很轻的响动，像是杯子被放回桌面。

“可以。”他说，“明天下午您有空吗？”

“有。”

“两点，滨城市图书馆一楼那个咖啡厅，行吗？”

“行。”

“那明天见。”

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站在客厅中央。洗衣机已经转完了，发出滴滴的提示音，我没有去管它。

我站了一会儿，把手机放到茶几上，去阳台上把衣服晾了。

晾衣服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那通电话。他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是做什么的、怎么知道西望村的、了解多少——每一个都问得很随意，像是聊天中自然而然带出来的。但合在一起，总觉得不只是闲聊那么简单。

而且他提到西望村的时候，语气太平淡了。像是早就习惯了这三个字从自己嘴里说出来。一个普通的村庄名字，被他用那种平淡的语气说出来，反而让我觉得不太对劲。

也许是我多心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让我看谁都像有问题。

我回到书房，从画夹里抽出那四张画，一张一张看了一遍。槐树下的男人，黄土房子，苏婉宁的侧脸，病床上的李飞。

我带哪一张去？

我想了想，把第二张——黄土房子——抽了出来。这张最安全。上面没有人物，只有建筑，看起来就像是一张普通的写生。如果赵磊真的只是想聊聊老建筑的话题，这张足够了。如果他别有用心，这张也不会暴露太多信息。

我把画纸小心地卷起来，用牛皮纸套好，放在门边的鞋柜上。

然后我去洗了个澡，早早吃了晚饭，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电视。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一部看了开头就没兴趣看下去的电视剧。

我关掉电视，去睡了。

躺在床上，窗帘外面透进来路灯的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模糊的橙色。我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在回想那通电话。

他说他刚从实地考察回来。但他的声音很稳，不像是一个刚赶完路的人。

也许他只是休息了一会儿才给我打的电话。

他说他找过一些当年的移民聊天。那些人愿意跟他聊吗？

也许愿意。也许不愿意。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一些。

明天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