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王府里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下人们走路都踮着脚尖，说话都压着嗓子，生怕一个不小心惹恼了谁。周公公的脸上多了几分愁容，额头的皱纹比平时更深了，像是有人在上面又刻了几刀。

冯七每天照常去书房当差，研墨，铺纸，整理书卷。赵珩也照常看书写字，偶尔和他下一盘棋。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但一切都不一样了。那种不一样不是看得见的，是感觉得到的——像空气里的湿度，你看不见，但你能感觉到它压在你的皮肤上，沉甸甸的，喘不过气。

泰安二年三月二十二，又来了一个人。

这一次不是顾文昭，是一个太监。京城的太监，姓什么冯七没听清，只知道是从宫里来的，带来了新皇的一道密旨。密旨的内容没人知道，只有赵珩一个人看了。赵珩看完之后，把密旨放在灯上烧了。纸在火苗中卷曲、变黑、化为灰烬，灰烬在空气中飘散，落在地上，和灰尘混在一起，再也分不清。

那个太监走了之后，赵珩在书房里坐了很久。他没有看书，没有写字，只是坐着，看着窗外那棵桂花树发呆。冯七端着茶进去的时候，看见赵珩的眼眶有些红，但没有哭。赵珩从不哭，冯七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就没见他哭过。

“殿下，茶。”

赵珩接过茶杯，握在手心里，没有喝。

“冯七。”

“奴才在。”

“你知道密旨上写的是什么吗？”

“奴才不敢猜。”

赵珩苦笑了一下。

“皇上让我回京。”他说，“说是在京中给我安排了差事，让我即刻动身，不得延误。”

冯七的心猛地一沉。回京。在这个节骨眼上回京，等于送死。赵崇安的军队正在南下，京城已经是风暴的中心。这个时候把赵珩召回京城，要么是真的有差事要交给他，要么是——要把他扣在手里当人质。不管是哪一种，赵珩去了都不会有好结果。

“殿下，”冯七的声音有些发涩，“您去吗？”

赵珩没有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不去，就是抗旨。抗旨是什么罪名，你比我清楚。”

“去了呢？”

“去了，生死由命。”

冯七站在那里，手在袖子里攥成了拳头。他想说“殿下不要去”，但他知道这话没有用。抗旨是死，去也可能是死。两条路都通向同一个终点，区别只在于路上走多久。

“殿下，”冯七说，“您上次写的那张纸，奴才还收着。”

赵珩看了他一眼。

“那就收好了。”他说，“时候快到了。”

那天夜里，冯七在笔记上写道：

“泰安二年三月二十二，皇上密旨，召殿下回京。”

“殿下问奴才：去还是不去？”

“奴才不知如何回答。”

“殿下说：两条路都是死，但有一条路死得明白。”

“奴才问：哪一条？”

“殿下没有回答。”

他写到这里，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墨从笔尖渗出来，在纸上洇开成一团黑色的云。他看着那团墨云，忽然觉得它像一朵花，一朵开在纸上的、黑色的、不会凋谢的花。

他把笔放下，折好那张纸，和以前的笔记放在一起。

枕头底下已经攒了厚厚的一沓。有些写满了字，有些只有几行，有些只有几个字。每一张都是一天，每一天都是一条命。

他的命，赵珩的命，苏公公的命，冯六的命，冯安的命。

所有死去和活着的人的命，都在这些纸上了。

他吹灭了灯，躺在床上。

黑暗中，他听见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雷声。春天多雷雨，南京的春天更是如此。雷声从很远的地方滚过来，沉沉地，闷闷地，像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地底下翻身。

冯七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房梁。房梁上的蜘蛛不在了，网还在，空荡荡的，在风中轻轻摇晃。

他在想，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不管赵珩去不去京城，太阳都会照常升起，照在安王府的屋顶上，照在桂花树的叶子上，照在院子里青砖地面的缝隙里。太阳不管人间的悲欢离合，它只管升起落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人不一样。人会记住，人会忘记，人会选择记住什么、忘记什么。

他要选择记住。记住所有的东西，好的坏的，快乐的悲伤的，活着的死去的。一张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