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训进行到第七天的时候，赵周乔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像自己的了。

每天早上六点二十集合，她在五点五十的闹钟里睁开眼，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要先花整整三十秒确认自己还活着，才能撑着床板坐起来。两条腿从大腿根到小腿肚都在发酸，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弯不了，只能像个提线木偶一样一级一级地往下挪。

教官要求齐步走的时候手臂摆到同一高度，前后排要对齐，左右排也要对齐。赵周乔每次都特别认真地控制幅度，走的时候在心里默念“前摆三十度后摆三十度”，但不知道为什么，她摆出去的右手总是会精准地跟右边那个女生的左手撞在一起。撞一次是意外，撞两次是巧合，撞到第四次的时候，连对方都忍不住偏头看了她一眼。

赵周乔小声说了句“不好意思”，耳朵尖微微发红。她把自己的摆臂幅度收窄了一点，结果教官在后面吼了一声“手臂摆起来”，她条件反射地加大幅度，手背又跟右边撞上了。

“对不起对不起。”她把声音压到最低，几乎是用气声在说。

右边的女生这次没看她，只是微不可察地往右边挪了两厘米。赵周乔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心里说不上是感激还是更尴尬。她也往左边挪了一点，但左边是傅遇。傅遇的手臂摆得稳稳当当，不急不缓，每次摆到同样的高度就自然回落。赵周乔羡慕得不行，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摆臂不顺拐的？”休息的时候赵周乔蹲在树荫底下，仰头问傅遇。

傅遇想了想：“不知道，可能是我初中广播体操做多了。”

赵周乔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地上是草地，草尖扎在手掌心痒痒的。她把帽子摘下来扇风，扇出来的风是热的，但聊胜于无。

军训的日子里，每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吃完饭回到教室，所有人趴在桌上睡觉。教室里的空调开得很足，赵周乔把防晒衣外套搭在肩上，脸埋在胳膊里，能闻到自己身上防晒霜和汗混在一起的味道，不算好闻，但也不至于让人皱眉。

真正的折磨是午休结束的起床铃。

起床铃不是普通的铃声，是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五十，教室天花板上的广播喇叭准时响起同一首歌的前奏——钢琴，很慢，几个音符从喇叭里漏出来，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的气泡。

郭顶的《水星记》。

第一天的时侯赵周乔还觉得挺好的。她趴在桌上，半梦半醒之间听着那句“还要多久才能进入你的心”，觉得旋律挺好听的，甚至在心里跟着哼了两句。第二天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第三天她开始觉得耳朵起茧了。第四天，当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她趴在桌上，闭着眼睛，感觉全身的肌肉都在拒绝这首歌。

广播站大概设置了单曲循环，或者更准确地说，负责点歌审核的高二高三学生还没开学，没人换歌单，于是全校所有军训的高一新生，每天中午都在同一首歌里醒来。

歌词她都快背下来了——“还要多久才能记住你的心”——她在心里跟着念了一遍，然后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反复拧发条的玩具，拧到第四天，发条已经有点滑丝了。

但奇怪的是，很多年以后赵周乔再听到这首歌，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永远是军训那几天的午后——窗帘拉了一半的教室，空调的嗡鸣，胳膊上被桌面压出的红印，还有那种身体发麻、裤子黏在塑料椅面上、脖子因为趴睡而酸胀的触感。这些感受混合在一起，被《水星记》的旋律泡着，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军训的最后一天，教官走的时候班上有人哭了。赵周乔没哭，但她站在队伍里，看着教官被其他班的教官拉走拍照，忽然觉得这几天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熬。

所以军训结束的时候，赵周乔心里其实有那么一点点不想结束。当然，这个想法她谁都没告诉。说出来显得太矫情了，而且她自己也不太能准确地描述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在一条很挤的地铁上站了很久，终于到站了，你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觉得刚才那种所有人挤在一起摇摇晃晃的感觉，好像也没那么糟。

正式开学是在军训结束后的那个周一。

九月一号，天还是热。不过平常上学不用穿校服，赵周乔对着镜子把碎发别到耳后，左右转了转脸。镜子里的人看起来精神还行，就是眼底有一点点没睡好的青灰色——她昨晚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想分座位的事。

分座位。这三个字从班主任在放学前里通知的那一刻起，就像一颗小石子掉进了她的鞋子里，不大，但每走一步都在硌。

班主任叫丁淑馨，教化学。站在讲台上的时候赵周乔在下面偷偷打量了她一圈——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很时髦的黄色长发，说话语速很快，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她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今年硕士刚毕业的，然后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自己当年中考是当地的状元。

教室里有人小声“哇”了一下。

然后她又加了一句，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我高考没考好，上了本地的学校，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上了天河一中一只脚就踏进好大学。中考考得好不代表什么，高考才是真的。”

赵周乔当时在下面听着，觉得这句话的信息量好大。二十几岁就当班主任，中考状元，高考失利，硕士毕业回来教化学——这个人的履历拉出来，每一行都在说同一件事：她对自己狠，对别人大概也不会手软。后来事实证明她的直觉是对的。

丁淑馨在讲台上站了不到十分钟，就把班上所有人的坐姿都纠正了一遍——“第三排靠窗那个男生，背挺直”、“最后一排穿蓝色鞋子的女生，上课好好坐，不要喝水”。她的眼睛扫过教室的速度快得像一台扫描仪，赵周乔坐在角落里都觉得自己的后背被那道目光扫了一下，凉飕飕的。

这样一个班主任排出来的座位，会是什么样的？赵周乔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在想这件事。她不想坐第一排。她在初中的时候坐过一个学期的第一排，那简直是精神上的酷刑。更重要的是，她永远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开小差是不可能的，打个哈欠都要用手挡住嘴，趴在桌上更是不可能，因为讲台的高度刚好能让老师居高临下地看到第一排所有人的小动作。

她也不想离傅遇太远。这个念头在她的焦虑清单上排在第一位，比“不要坐第一排”还要靠前。如果可以在第一排可以和傅遇是同桌的话，那也很满意。傅遇是她在这个班里唯一一个能自在相处的人。如果她们被分到教室的两端，课间十分钟根本不够走过去说几句话，午饭也不能一起走，那跟军训的时候天天待在一起比起来，落差太大了。

中午吃完饭回到教室，黑板上还没有贴座位表。赵周乔坐在自己军训时坐的靠窗倒数第三排的位置上，表面平静，内心已经在翻江倒海。她趴在桌上假装睡觉，实际上眼睛闭着，脑子在高速运转。

万一她被分到第一排呢？万一傅遇被分到最后一排呢？万一她们中间隔了整整五排人呢？她把所有最坏的情况都想了一遍，然后试图用“想也没用反正名单已经定了”来安慰自己，结果发现自己做不到。

她的性格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有些事想了也改变不了，但她还是会想。翻来覆去地想，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推演一遍，然后在心里给自己打最坏的预防针。心理学上她这是“自己吓自己”，她觉得这个形容挺准确的，但知道归知道，改不掉。

下午两点，丁淑馨拿着一张打印好的座位表走进了教室。

赵周乔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蜷了一下，指甲划过木质的桌面，发出一声很轻的响。她深吸一口气，把背挺直了一点，目光钉在丁淑馨手里的那张纸上，好像光靠看就能看穿纸背看到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