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总是比一群人吵架更有效率。”艾莉丝漫不经心搅动着咖啡，“也许我们很快就会有机会了，就是需要一点耐心。”

“那罗伯斯庇尔呢？”亚诺很想搞明白罗伯斯庇尔此刻究竟想干什么，又会走向哪一步。

“他……”艾莉丝想了会才说，“他并非无所不能。”

抓人风波之后，政坛上的斗争似乎进入了一段时间的安静期，不过短时期的安静更像是为了更猛烈的变动酝酿。霜月末，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篡改法令的原文件被发现，政坛风向立刻急转直下，之前法布尔一直表演得像个受害者，此刻他的伪装被砸碎，入狱只是时间问题。

亚诺也从咖啡厅客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小道传说，之前法布尔之所没抓起来，因为罗伯斯庇尔相信法布尔是“外国人阴谋”的受害者，是检举阴谋的功臣，现在切实的证据出来，罗伯斯庇尔很是尴尬，搞不好他又要用生病的借口回去休养了。

法布尔入狱了吗？亚诺等了几天，还没看到报纸有确切的报道，相反，舆论上的口水仗仍在持续，德穆兰的《老科德利埃报》第四期在雪月四日发行，他以称颂自由神的口吻，希望革命政府能改施仁慈的统治，释放那20万被称作嫌疑犯的公民，如此一来，自由会得到巩固，欧洲也会降服。

全国的叛徒、间谍已经高达二十万了吗？亚诺看到如此夸张的数字先是大受震撼，再是不可理解。仔细想想，巴黎作为恐怖统治的中心，就算几座老监狱全部人满为患，过往的修道院都拉出来当临时监狱，每天拉人上断头台腾房间……可能、也许、大概有四万出头的犯人？剩下十六万即便平摊到全国各个省份……不可能，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吧？！

“你说二十万嫌疑犯是不是真的？”安托万嘴里含着糖块，思考半天，含含糊糊地说：“应该差不多吧。”

“什么？！”

安托万竖起食指摇晃：“你知道雅克.路易.大卫吗？”

亚诺当然知道，雅克.路易.大卫是巴黎鼎鼎有名的革命画家，他用画笔记录下革命历史的重要时刻：《网球场誓言》及《路易十六的处决》，不过他最著名的作品还是纪念雅各宾派革命领袖保尔.马拉的《马拉之死》。现在他是治安委员会的一员，艺术家的画笔与执掌逮捕大权的羽毛笔他同时拥有。

“他一天要签发将近四百份逮捕令。”安托万比出四的手势，“四百份哦！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差不多在区间内浮动吧。”

亚诺听得毛骨悚然，但是这个数字还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批捕那么多人，巴黎城怎么放得下呢？哪儿能放下呢？

“可是……”亚诺努力组织着语言，安托万没等他说完，依旧是漫不经心的语气：“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起码比旺代要好多啦！巴黎的犯人还只是进监狱，旺代的叛乱者是成批成批地被处死，森林都烧了，每天都在烧，那边的司令……嗯……”安托万一时间想不起来那位行事残酷的将领叫什么，反正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在旺代搞焦土政策，军队推到哪里，火就烧到哪里。”

亚诺说不出话来了，心情沉甸甸起来。要如何呢？能怎么办呢？艾莉丝只说，要静心等待，等待时机。

在《老科德利埃报》第四期公开之后，罗伯斯庇尔的《关于革命政府原则的报告》也出台了，亚诺完完整整地读了这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这份颇长的报告不可能是罗伯斯庇尔看到德穆兰报纸后一夜间就写出来的，亚诺怀疑他对德穆兰的行动早有准备。

“宪政政府主要关注公民自由，而革命政府则关注公共自由。在宪政体制下，几乎只需保护个人免受公权力的侵害；在革命体制下，公权力本身不得不自卫，以抵御一切向它发起攻击的派系。

“革命政府应向善良的公民提供全面的国家保护；而对人民的敌人，它只应给予灭亡。

“这些概念足以阐明我们所称的革命性法律的起源与本质。那些将其称为专断或暴虐之人，不过是企图混淆对立面的愚蠢或邪恶的诡辩家；他们企图将战争与和平、疾病与健康受同一套规则支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所求的无非是暴政的复辟与祖国的灭亡。他们援引宪法格言的字面意义，不过是为了自己能毫无顾忌地违反它。这些懦弱的刽子手为了能安然无虞地在襁褓中扼杀共和国，竭力用那些模糊的准则将她捆绑，而他们自己，却深知如何挣脱这些准则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