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婢云儿，给大少奶奶请安。”声音不高不低，清脆悦耳，带着京城口音特有的圆润。

季灵汐看了她一眼，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

云儿行完礼，直起身来，也不等季灵汐开口，就侧过身体，微微弯下腰，对着齐怀瑾，声音放低了一些，像是在询问一件很日常的、每天都在做的事情：“白粥？”

齐怀瑾点了点头，动作很轻，轻到几乎看不出来。云儿便转过身，拿起桌上的碗，盛了一碗白粥，放在他面前。她又夹了一筷子小菜，放在粥碗旁边的小碟里，动作熟练得像是做了千百遍。

季灵汐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幕。云儿的动作很自然，自然的就像她才是这间屋子的女主人，自然的就像她每天都在做这些事。她对齐怀瑾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理所应当的、不需要任何人允许的。她甚至没有问季灵汐要不要帮忙，没有问季灵汐要不要也来一碗，她只是侧过身，弯腰，问了齐怀瑾一句“白粥”，然后就自然而然地做了。

季灵汐站在那里，看着云儿的手——那双白净的、保养得当的手——端着那碗白粥，稳稳地放在齐怀瑾面前。她忽然觉得那双手很刺眼。不是恨，不是嫉妒，是一种说不清的、像是被人抢了什么东西的感觉。她现在站在这里，像一个外人，看着另一个女人照顾她的丈夫。

齐怀瑾抬起头，对她说：“早。坐下用早饭吧。”

他的声音很平，很淡，像是在对一个不太熟悉的客人说一句客套话。没有温度，也没有疏离——比疏离更让人难受的，是这种“刚刚好”的客气。他在她和自己之间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宽不窄，刚好够两个人坐着，客客气气地吃一顿早饭，然后各自起身，各做各的事。

季灵汐没有说话。她走到桌边，在他对面坐下来。椅子是硬木的，没有垫子，坐上去凉凉的。小荷连忙上前，盛了一碗粥放在她面前，又把小笼包和桂花糕往她那边挪了挪。她看了一眼那碗粥，粥熬得很稠，米粒已经煮化了，粥面上浮着一层米油，在晨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她拿起勺子，舀了一口，放进嘴里。粥是温的，不烫不凉，可她没有尝出什么味道。她又舀了一口，还是没有味道。她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吃着，像是在完成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小荷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头像是压了一块石头。她跟着小姐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小姐这样吃饭——机械的，麻木的，勺子舀起来送到嘴里，咽下去，再舀一勺，像是上了发条的木偶，没有感觉，没有情绪。她偷偷看了一眼对面的大少爷。齐怀瑾也在吃，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嚼很久。他的目光落在粥碗上，落在那碟小菜上，落在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上，就是不往对面看。

齐怀瑾吃了一口粥，又放下了勺子。他抬起头，终于看了她一眼。

她低着头，机械地吃着粥，一口接一口，没有停过。她的睫毛垂着，在眼下投下一片扇形的阴影。她的眼皮是肿的，眼底一片青黑，明显是哭了一夜、一夜没睡的样子。他知道她昨晚一定哭了很久。从昨晚他在外间躺下，听见里屋没有声音——那种安静不是睡着的安静，而是一个人把自己埋在被子里、把哭声压到最低、不让任何人听见的那种安静。他躺在榻上，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听着那刻意压低的、几乎听不见的哭泣声，一宿没有合眼。

这六年来，他无数次提出退婚。向父母请求，给季伯伯写信，可是所有人都拒绝他。父亲说“这门婚事是你季伯伯定的，要退你自己去跟他说”，母亲说“汐儿那孩子等了你这么多年，你说退婚就退婚，你对得起她吗”，季伯伯的回信更干脆，只有四个字：“婚约依旧。”他无奈，他挣扎，他在无数个深夜里问自己——你还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你还有什么脸面说不配？她等了你六年，你把她的青春耗尽了，然后说一句“我不配”，就想把她推开？你让她怎么办？你让她嫁给谁？你让她这六年算什么？

所以他只能履行婚约。他告诉自己，也许成亲了就好了，也许见面了就好了。

可是昨晚，当他揭开红盖头的那一刻，他看到了六年未见的她。烛光下，她坐在那里，大红的喜服衬得她的脸像一朵初开的芙蓉，眉目如画，肌肤胜雪，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一尊被人精心雕琢的玉像。她长大了，褪去了十二岁时的稚气和青涩，完全长成了一个清丽可人的女子。她的眉眼舒展开了，鼻梁更高了，嘴唇更丰润了，下颌的线条柔和而清晰。可那双眼睛没有变，还是那样干干净净的，亮亮的，像山涧里的溪水，一眼就能望到底。

那么纯净。那么好看。

而他自己呢？

他每天照镜子，他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苍白的，消瘦的，颧骨高耸，脸颊凹陷，嘴唇干裂，眼窝深陷，皮肤薄得像是透明的，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他看起来不像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更像一个被病痛折磨了半辈子的老人。他站在她面前，就像是一株枯木站在一朵花旁边。她那么鲜嫩，那么饱满，那么生机勃勃，而他呢？他连呼吸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连端一杯水手都会抖，连咳嗽都控制不住。

那一刻，自卑完全淹没了他。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从脚底一直漫过头顶，他觉得自己喘不上气来，比咳嗽的时候还要难受。他觉得自己在玷污她。他这双惨白消瘦、青筋毕露的手，怎么能去掀她的盖头？他这副连站都站不稳的身子，怎么能做她的丈夫？他这具被寒气侵蚀得千疮百孔的躯壳，怎么配拥有她？他不配。他不配碰她，不配靠近她，不配和她坐在同一张床上，不配做任何一件丈夫该做的事情。

然后她哭了。她看着他，眼泪涌了上来，然后飞快地扭过头去，不想让他看见。可他看见了。他看见她眼眶里那层薄薄的泪，在烛光下亮得刺眼，亮得他心脏一阵一阵地痉挛。她哭得那么伤心，肩膀一耸一耸的，用手背去擦眼泪，却怎么都擦不完。她因为他哭了。在过去的所有年月里，他从没让她因为他掉过一滴泪。小时候她哭，是因为摔倒了，是因为被蜜蜂蜇了，是因为齐怀煦惹她生气了。每一次他都在旁边，蹲下来替她擦眼泪，哄她。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她的保护者，是她的依靠，是那个可以让她不哭的人。可是昨晚，她是因他而哭的。不是因为他救了她，不是因为他保护了她，而是因为他——他的样子，他的病，他的狼狈，他的不堪。他让她哭了。

他本能的，想去帮她擦掉眼泪。那是他多年来的习惯，刻进骨头里的、不需要思考的条件反射。他抬起手——可那只手抬到一半的时候，他看见了。那是他的手吗？惨白的，消瘦的，骨节粗大，青筋暴起，像枯木，像枯骨，像某种不应该出现在活人身上的东西。这只手怎么能去触碰她的脸？这只丑陋的、病态的、让人看了就害怕的手，怎么能去擦拭她那些珍珠一样干净的眼泪？他配吗？他的手僵在半空中，然后，不受控制的咳嗽替他解了围。他弯下腰，咳得撕心裂肺，咳得把那只手收了回来，攥成拳头，抵在嘴上。她慌乱了，站起来，倒了一杯水，递过来。她递水的时候手在抖，水洒了一些在桌上，她没有注意到。他看着那杯水，看着她递水的手——那手是细腻的、饱满的、有血有肉的，和他的手放在一起，一个像是春天，一个像是冬天。他不配接那杯水。他推开了她的手。

然后他逃了。他扶着床栏站起来，说“我去外间睡”，不再看她一眼，走了出去，关上了门。他把自己关在外间的黑暗里，靠在门板上，听着里屋的动静。很久很久，什么声音都没有。他知道她没有睡。他也没有。

现在她就坐在他面前。低着头，机械地吃着粥，一口，又一口。她的睫毛垂着，遮住了那双红肿的眼睛。她的发髻是新妇的样式，衣裳是新妇的颜色，耳坠是新妇的款式。她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节都在告诉他——她是你的妻子，她是你的妻子，她是你的妻子。

悔意像潮水一样席卷着他。一波一波的，拍打着他，淹没过他，让他喘不上气来。他到底做了什么？他把一个从出生就等待他的姑娘，在洞房花烛夜，一个人丢在了新房里。他没有对她笑一下，没有喝交杯酒，没有说一句体己话，没有做任何一件丈夫该做的事情。他把她丢在那里，让她穿着喜服坐了一夜，让她哭了一夜。

他到底做了什么？他为何如此残忍地对待她？他不是应该保护她吗？他不是应该让她不哭吗？他不是从小到大，最见不得她掉眼泪的吗？可昨晚，他让她哭了。今天早上，他让她红肿着眼睛，顶着青黑的眼眶，梳起新妇的发髻，穿上新妇的衣裳，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坐在这里，和他一起吃这顿沉默的、冰冷的、像白水一样没有味道的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