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子把信交给了检方。虽然检方告诉我是警方送检，但傻子才信！”斯特林顿了顿，平复了一下心情，“现在检方拿这个做文章，说布歇尔的支持者干扰证人、影响司法公正。但我居然才知道这件事。”他顿了顿，语气更愤怒了，“而这半个月里居然没有任何人通知我这件事！他们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公益律师放在眼里。”

凯莱布没被他的咆哮吓到，走过来，在斯特林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男人的咖啡杯被搁在扶手上，冒着细细的热气。

“你当时在忙精神鉴定的材料，”他说，语气平缓，像在陈述事实，“就算检方通知你，你也做不了什么。再说了，那是粉丝的独立行为，又不是布歇尔指使的，在法庭上什么都影响不了。”

“我知道。”斯特林回的飞快。但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一点“知道”该有的放松，反倒写满了烦躁。

凯莱布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他们从实习期就认识了，他了解斯特林。这个人很好看懂，法庭上辩论技艺高超，同时也不是一个会轻易被外界舆论影响的人。能让斯特林发火的，通常只有一件事——

斯特林讨厌“背叛”。

“布歇尔知道这件事吗？”凯莱布眯了眯眼睛。

斯特林沉默了几秒，然后拿起桌上的手机，翻出一条通话记录，把屏幕转向凯莱布。

“他‘不知道’。”斯特林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嘲讽，“他说他完全不认识写那封信的人，支持者的行为他无法控制，他对此感到遗憾。”

斯特林嗤笑两声：“他说的当然是真话，毕竟在监狱里他能控制得了谁？可他的语气居然带着得意？这个**！”

凯莱布没说话，只是看了一眼屏幕上的通话时长——四十七分钟。然后他把咖啡杯端起来，喝了一口。

“你觉得他遗憾吗？”斯特林用疑问句的格式说了句否定句。

凯莱布明白他完全是在明知故问：“你觉得呢？”

斯特林没有回答。他靠在椅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低频嗡嗡声和走廊里偶尔经过的脚步声。手上没案子的律师都早早下班回家了，大概这样凯莱布这样勤学的人才会看案卷看到这个点。斯特林一直很佩服他这一点。

“我总觉得，”斯特林慢慢地说，话音里带上了无奈，“他在电话那头是笑着的。”

布朗放下了咖啡杯。

“你没有证据。”他悠悠地开口。这不是质问，当然也不是反驳，而是一个提醒。对律师而言，“没有证据”这四个字是职业本能。而且，律师还有另一项更重要的准则——

“我知道。而且律师必须相信委托人。”斯特林说。

是的，他当然相信布歇尔。

斯特林低下头，把桌上那本精神鉴定报告的封面抚平，拇指在折角上反复压了几下，直到纸面重新变得平整。“我知道。”

凯莱布看着他，过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斯特林的椅子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现在做的是正确的事。”布朗说，“不管布歇尔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他内心怎么想——你是在用法律程序为他辩护。这不是因为他值得，而是因为正义本身值得。”

斯特林没动。

“而且，”布朗的声音放轻了一些，“你是律师，不是法官。他的内心归他，你的职责归你。”

斯特林终于抬起头，看了布朗一眼。他脸上那种烦躁的表情还没完全褪去，但多了一点别的东西——是一种疲惫的、勉强的接受。

“你说得对。”斯特林拿起自己的茶杯，发现里面的速溶咖啡已经凉了，又放下了。“我只是……有时候会想，如果他在电话里直接承认‘太好了我就是在幸灾乐祸’，我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凯莱布不介意做一下捧哏。

斯特林想了想，嘴角动了一下，像是要笑，但没笑出来。“不知道，”他说，“大概还是会继续做这个案子。”

凯莱布点了点头。他没说“那就别想了”，也没说“你是个好人”，只是重新坐回自己的工位，打开了电脑，屏幕的蓝光映在他脸上，表情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办公室里又安静下来。斯特林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上，看了一眼时间。七点二十三分。窗外，波士顿的天阴了一层薄薄的云，光线早已暗下去了，霓虹灯映照下的天空像是要下雨。

他把精神鉴定报告收进文件袋，拉好拉链，放回抽屉里。

然后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