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奥多垂下眼睛，没有接话。基甸侧过脸看着他。有那么一瞬间，这个无论面对多么可怕的案件都能保持冷静的刑侦专家竟不知该说什么。他可以对着一百多个学生讲三个小时的课，但面对眼前这个他亲眼看着从十六岁长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他忽然发现自己一直在用对组员的态度与狄奥多交流。冷静、专业、周全。

但狄奥多从来不是他的组员。

基甸手掌在窗台上按了一下，声音放下来：“我说的‘冷处理’，不是让你坐视不理。只是现在，他要的就是你这个人。你给的任何回应，哪怕只是一句反驳，都会被他拿去做子弹。”

狄奥多没有说话。他的视线落在装裱玻璃表面那道细长的反光上，手指在背包带上收紧又松开。基甸知道他在听。这个年轻人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任何一句为他好的话——哪怕那些话像石头一样硬，他也照单全收，然后自己一个人咽下去。

“你最应该做的，就是把这件事交给我。”基甸的声音放得更轻了，像是这些话不该被大声说出来，“不只是你。还有凯伦，还有丹尼尔，还有所有被他伤害过的人。这个案子从来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从在那座山上我找到你开始，从来都不是。”

狄奥多忽然闭上了眼睛。

走廊里很安静。基甸没有说话。他只是在旁边站着，等他慢慢消化那些沉甸甸的东西。

过了很久，狄奥多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吞掉什么。然后他睁开了眼睛。

“好。”狄奥多的声音有点哑，却很有力，“但如果有布歇尔的支持者去骚扰凯伦和丹尼尔——我会立刻站出来。不管程序走到哪一步，我都会站出来。”

基甸看着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

“那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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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另一边。

雷蒙德·斯特林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叠案件材料。窗外的阳光已经偏西，照在办公桌的一角，把他很久没用过的烟灰缸晒得发烫。那根没点着的烟还搁在咖啡杯旁边，过滤嘴上有一圈浅浅的牙印——他咬过，但没点。他很久没抽了，只是习惯还是改不掉。

他已经看了三个小时的卷宗。

证人陈述那一页被翻来覆去地看过太多次，纸张边缘起了毛边，页角被拇指按出一道灰蒙蒙的印子。他把它放在最上面，和其他几份关键文件排成一排，像在做拼图——每一块都严丝合缝，严丝合缝得可疑。

太完整了。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经历了那种事之后，怎么可能把时间、地点、每一个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

斯特林在法学院的模拟法庭上见过太多证人。真的证人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证人会犹豫，会改口，会在交叉质询中露出破绽。但这个叫狄奥多·克罗夫特的少年——他的证词像一块被反复打磨过的石头，找不到任何裂缝。

正是因为找不到，他更确信那不是真的。

斯特林往后靠进椅背，盯着天花板，把布歇尔上次见面时说的话又从记忆里翻了出来。

那天的会见室很冷，冷气开得太足，灯光嗡嗡响。布歇尔坐在他对面，手铐磕在金属桌面上，发出很小的声响。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斯特林，眼睛盯着桌面的某个点，像在看一个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画面。

“他们把我按在椅子上。”布歇尔的声音很空洞，浸透着被抽空了一般的疲惫感。“那灯好亮，直照着我的眼睛。他们都问我一样的话，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我真的不想再被问下去了，我就什么都说。他们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

他顿了顿，嘴唇翕动着，发出一声极轻的、像是在梦呓的叹息。

“好像在梦里似的。所有人都在吼，说我杀了好多人，让我好好想。我能想什么？我只能顺着他们说。”

斯特林当时没有回应。他只是把那些话记在心里，和卷宗里那些过于完美的证词放在一起。

现在，他把那段回忆从脑子里翻出来，和自己面前的卷宗叠在一起。发现它们刚好能拼出一个他不愿意看到、却无法不去看的画面：一个被逼供的、被吓坏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只能顺着审讯员的话往下说的可怜人。

被逼着走上法庭的那个人不是克罗夫特。

是布歇尔。

还有那些所谓的“幸存者”——从案发到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从来没有站出来反驳过任何报道。斯特林想，如果他们真的那么确定布歇尔有罪，为什么不敢面对舆论？为什么不发声？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就是这个人”？

因为他们心虚。执法部门急着给那些无名尸体找一个合理的罪魁祸首，而布歇尔刚好在那里。

斯特林拿起笔。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下，然后他在辩护意见书的最后一行划了一道线，横穿整个页面的底部，下笔很重，墨迹透到了下一页。他签上自己的名字，把笔帽咔地一声扣回去。

他抬起头，看着墙上挂的那张法学院毕业照。照片里自己穿着学位服，举着毕业证书，对着镜头笑，眼睛里有种理所当然的笃定。那时候他相信自己会替那些没人愿意替的人说话。

现在他正在做这件事。

一个被吓傻了、被逼供的无辜者，需要有人替他说话。哪怕所有人都不相信。

雷蒙德·斯特林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他在乎的是正义。